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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部分

    快捷c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不是白宝山吗?就跟他们打招呼。聊了一阵,他问我刘保富的住址,我就告诉了他。”

    这个过程也了解清楚了。龚兴言和曾广宇商量一下,马上开车来到石河子监狱管理局,调白宝山和吴子明的档案材料。

    白宝山的履历表上写着,身高180米,北京石景山人。龚兴言心里一跳:北京石景山——这跟北京的案子联起来了,但身高不对,他不得不打上个问号。

    吴子明的档案不在监狱管理局。

    事不宜迟——这足见我们的侦察员抓到线索时的那种兴奋的心情,龚兴言等人当天下午就马不停蹄地“杀”到147团,来到派出所,见到彭所长,龚兴言说明来意,想通过户籍卡了解吴子明的住处。不想在这里遇到了莫索湾公安局的探长魏江年。魏江年已掌握一些吴子明的情况,事情变得更简洁了。

    因为当时天色已晚,龚兴言决定第二天再展开调查。

    这天夜里,他躺在招待所的床铺上,始终睡不着觉。龚兴言好喝点酒,可今天他滴酒未沾。心里总有一种预感,觉得案子可能会有大的突破。等了多少天,警方花了多少警力,前后那是几万人次,大家都为这一个案子辛勤劳碌着。这一时刻怎能不让人激动呢?可同时他又很担心,越觉得有希望,也就越担心。采访时他说:“我反复想,专家论证会上定的条件和我现在获得的情况有出入,脑子总走不出身高不符这个怪圈。我们掌握,他们就两个人,多出个女的也是个新情况。但从其他条件看,我觉得像。越琢磨越觉得,主要的条件都具备。可越觉得像心里就越不放心。这么翻来覆去,折腾得我一夜没睡好觉。那天夜里,我的压力太大了,因情况没最后落实,我没有给杨厅长他们打电话。”

    这一天,指挥部杨德禄、刘晓辉等人也过得不轻松。前方没有消息,这反而证明事情有推进。如果线索被查否,龚大队长恐怕早就返回来了,他没回来就说明事情有查头。在杨德禄的脑海里,这个案子已趋于明朗化,这条线索基本条件都对得上,有老龚在前边担纲,这条线索应该出情况。

    三、关键性的突破

    1997年9月5日上午,龚兴言、曾广宇、祁军强、魏江年等人在市场上找到吴子明的弟弟吴子兵。

    苦思了一夜的龚兴言此刻反倒不着急了。他坐在吴子兵的烤r摊上,像拉家常那样和吴子兵谈了近三个小时。作为一个老侦察员,他心里有数,像这样的重要谈话不能单刀直入,必须联络愿情。谈话要谈到一起,把关系拉近,取得对方的信任。

    龚兴言和吴子兵漫无边际地聊天——

    “卖烤羊r一月收入1000元,不错,我才900块,你比我这个大队长还强。”“你哥啥时候刑满的?在哪儿服的刑?刑满出来多不容易,应该找个正当职业好好干。”“你们哥几个,说起来,还就是你有出息。哥们弟兄的,你也应该帮帮他们……”这些情况,都是龚兴言事先向派出所和魏江年了解的。

    一来二去,吴子兵打开了话匣子,他对龚兴言说:“你是个好人,我有话愿意跟你说。”龚兴言问:“吴子明不在家啊?他去了哪儿?”吴子兵说:“我哥(吴子明)走了,前些天走的,没说上哪儿,也没带什么衣服。”说话间,已流露出伤感情绪。

    龚兴言看条件成熟了,把天山无名尸照片拿给他看,一边观察他的表情。

    这是关键时刻,龚兴言、曾广宇以及当时在场的魏江年,都显得紧张。

    吴子兵默默地看一阵,用手挡住上半部看下半部,再用手挡住下半部看上半部,渐渐的,眼泪流出来,身子一软,坐了下去。

    龚兴言当然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吴子兵认识这个人,这是显而易见的。这个很可能就是他的堂兄,不然,他不会这样动感情。现在吴子兵需要的只是一点时间,他已经按捺不住,他就要说了。

    吴子兵抬头看看龚兴言,说:“我跟你讲实话吧,这个人就是吴子明。”

    龚兴言问:“你能肯定吗,他就是吴子明?”

    吴子兵说:“这就是他……这耳朵,还有他的下颌,他穿的衣服……百分之九十,百分之一百就是我哥……”

    龚兴言大舒了一口气——尸源找到,这说明案件已经攻破,余下的就是落实细节,查证有关证据,缉捕嫌疑人了。

    他们把吴子兵带到147团场派出所。龚兴言重新询问了有关情况,曾广宇做笔录。

    吴子兵说:“吴子明是我大叔的孩子,我大叔叫吴占敖,我父亲叫吴占山。我家住在一中小区,吴子明家住8连。从今年春天,我哥吴子明就和一个北京人在一起。那个北京人叫什么我不知道,我哥叫他山子。北京人还带来一个女的,个子比较矮,大约有38—39岁的样子,讲带四川口音的北京话。他们来新疆,说是做羊毛生意,后来又说做棉花生意,我哥和他跑过一些地方,但什么生意都没有做。后来,那个北京人买了一辆黑色油箱带白道的嘉陵牌70型摩托车,是5月1日前后买的,花了6000元。再后来又租了房,买煤气灶。听说钱花光了,他写信给北京,北京给他寄的钱。钱寄到我大叔家。我哥的摩托车,8月10几号的时候,我哥开回8连,给我大叔了,让我大叔学骑摩托车。我记得那个北京人是在6月份就搬到团部租的房子住了。”

    龚兴言问:“吴子明镶过牙没有?”

    吴子兵说:“这我不清楚,得去问我大叔。”

    龚兴言又问:“你最后一次看见吴子明和北京人是什么时间?”

    吴子兵说:“大概在8月23—24日,我见过他俩,以后再没见过。那天晚上,我哥和那个北京人到我的烤r摊上,我哥说,他和北京人要出去玩几天。我媳妇问,去哪儿玩?吴子明说,去天池。我媳妇也想去。吴子明说,他们要去一礼拜。我对我媳妇说,去一两天还可以,去一礼拜可不行,现在烤r摊忙得很。我没让她去。”

    龚兴言拿出天池无名尸的照片,要吴子兵再辨认一下。

    吴子兵说:“我看这张照片,从鼻子以下看不清楚,鼻子以上部分,眼睛、眉骨,头发都特别像吴子明。”

    龚兴言说:“你再看看这两张照片。”他拿出“8·19”案件摹拟画像。

    吴子兵:“这人有点像那个北京人。”他指了指高个子,停了一下他要求再看一下尸体照片,说,“这就是吴子明,越看越像。”

    龚兴言问:“吴子明走前还说过什么?”

    吴子兵想了想,显然在做思想斗争,然后说:“我哥跟我说过这样的话,他和北京人在一起有很多事情不好讲,他这次出去,可能10月底回来。如果10月不回来,那就是出事了。我还想说一句,这个人(指尸体照片),99%是吴子明,离稍远一点看,这人就是吴子明。”

    龚兴言问:“北京人平时穿什么衣服?”

    吴子兵说:“经常穿一件黑衬衣,爱戴一副大框墨镜,我哥出去也戴墨镜。”

    龚兴言说:“还有什么?”

    吴子兵说:“7月底8月初,我哥给我说,他和北京人在一起心里很害怕,但有些事他们是一起干的,他现在脱不了身。他还跟我说,北京人是在北京犯了案子,跑过来的。吴子明还说,我到天池去,也可能直接去口里,不回来了。那个北京人有家伙,不是刀,是枪。他在口里做了些事,在这边也做了些事。什么事你不要问。我要是一个月不回来,我可能就不在人世了。你去报警,我家里有个蓝皮笔记本,你好好翻翻,那里边有他俩人的地址……”

    事情已经相当清楚地摆在面前,一切都无庸置疑。

    两个人,北京人和新疆人,两人一高一矮;白宝山是在北京犯案过来的;两人要去天池玩,时间在8月24日之后,天山无名尸死亡时间是8月26日;吴子兵认定死者是吴子明;吴子明临行前为自己准备了后路——他把白宝山和那个女人的地址留在家里。

    若是一般侦察员,获取了这样关键性的线索,立刻就会向指挥部报告。可这个龚兴言,却是沉得住气。线索到手,他索性一鼓作气查了下去。

    取过吴子兵的笔录,龚兴言等人立刻来到8连吴子明家。

    龚兴言说明来意,把尸体照片拿给吴子明的父亲,吴父戴上老花镜看了好一阵,眼圈红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转。龚兴言问:“这人是不是你儿子?”老人说:“看着像,不敢肯定就是他……”龚兴言问:“吴子明走的时候,穿的什么衣服?”老人说:“他是穿西服走的,穿走了西服上衣,裤子还在家里。”这是件有利的物证,龚兴言提取了吴子明放在家中的西裤。龚兴言又问:“吴子明走时,是不是留下一个笔记木?”吴父说:“有,子明是有一个笔记本,我放在抽屉里了。”老人把笔记本找出来,交给龚兴言。

    笔记本很小,果然是蓝皮的。龚兴言翻了翻,里边没记什么东西,翻到中间一页,龚兴言眼睛一亮——那里边歪歪扭扭地写着两行字,正是白宝山和那个女人谢宗芬在北京和四川的住址。

    离开8连,龚兴言等人在莫索湾公安局魏江年探长的带领下,来到白宝山、谢宗芬、吴子明合租的房子。屋里里空荡荡的,床上已经没有了行李,显然他们离开没想再回来。龚兴言等人谨慎地提取了一块旧帆布(与提枪袋的背带材质相同),提取了室内留下的水杯以及玫瑰酒瓶子等20余件物品,以备查房屋居住人的指纹。然后他们封闭了那套住房。

    这时,他才打电话向杨德禄厅长报捷。

    采访时龚大队告诉我,杨厅长对属下要求很严,派你出来办案,你不能有丝毫的马虎。回去他问得很细,调查工作做得不扎实,就要被他问住。杨厅长把这样一条重要线索交给我,不把方方面面的情况摸清楚,回去是没法交代的。

    他接通了杨厅长的手机,那边传来杨厅长的声音,只问了一句:“有没有情况?”龚兴言说:“有。”杨厅长说:“好,你马上回来汇报。”

    杨厅长和刘晓辉,始终关注着这条线索的进展情况。用不着更多的对话,搞案子的时候,上级与下级,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

    四、“局点”9月5日

    打网球的决胜点叫作“局点”,经过北京、河北、新疆数千名警察一年半的艰辛工作,“京、冀、新系列枪案”决胜的“局点”终于来到了。

    9月5日下午6点,龚兴言一行人凯旋归来,回到石河子刑警大队办公楼。

    自治区公安厅杨德禄副厅长、公安部五局刘晓辉处长、石河子市公安局张万顺局长以及专案领导小组的其他成员都在刑警大队办公室里等候他们。

    办公室里很安静,杨德禄、刘晓辉、张卓敏、刘钊、张万顺、周传强、江援朝、单笑夏……大家认真听取龚兴言的汇报。关键之处张卓敏c嘴问:“吴子明说,把北京人的地址放他父亲那了,究竟有没有地址?”龚兴言回答说:“有。”他把蓝皮本交给了杨厅长——在场所有人都松了口气。

    案子已经基本定位了。

    杨德禄作为一名老练的指挥员,他并不马上拍板。他希望大家先发表一下对这条线索的价值的看法,这是他的一贯作风。

    周传强、江援朝、张卓敏相继发言,一致认为白宝山、吴子明为重大嫌疑人。刘晓辉处长从公安部的角度对下一步的工作提出了建议。

    杨德禄厅长宣布:白宝山、吴子明线索上升为“97系列枪案”的1号线索,称为“9·5专线”。目前的任务是:调动所有警力,围绕“9·5专线”全力展开工作。

    第一,尽快以确凿的证据,查证尸源就是吴子明,“97系列枪案”就是白宝山、吴子明所为。为此,迅速组织精干力量,围绕白宝山、吴子明深入走访知情人;物证组的技侦人员,全面收集、集中所有证据,迅速做出指纹比对和对提取物证进行整体分离鉴定,提供定案的确凿依据。

    第二,对犯罪嫌疑人白宝山、谢宗芬立即进行布控、缉捕。要尽快找到白宝山、谢宗芬的近期照片。乌鲁木齐要对公路、铁路、航班进行严密控制。同时,向北京方面发出协查通报,如果白宝山返回北京,请北京方面配合,适时予以抓捕。请公安部协调四川省公安厅,如果谢宗芬未返北京而回四川,请四川省厅协助缉捕谢宗芬……

    新疆石河子刑警大队办公楼里的灯光,整整亮了一夜。

    第十七章

    一、比狐狸还狡猾的白宝山

    “8·19”案件发生后,乌鲁木齐的警察迅速出动,刑警、巡警、武警、交警各警种相互配合,协同作战,很快把边疆宾馆、新疆大学一带包围得水泄不通。

    根据张彦勇的命令,乌鲁木齐备分局、县局,在乌鲁木齐市郊的主要交通要道上,设了29道路一卡,对来往行人车辆进行严密的盘查。

    根据张秀明厅长的指示,乌鲁木齐以北、以西的阜康市、昌吉市、呼图壁县,玛纳斯县等市、地县公安局,立刻出动警力,沿途设卡,进行武装拦截。

    然而,白宝山和吴子明这两个狡猾的凶手,却一次次躲过了警方的围追堵截,巧妙地逃脱了。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既没携带赃物,又没携带武器。同时,因他们事先计划得周密,作案后立即换掉衣服,使得我们掌握的情况发生了变化。

    白宝山在逃跑路线上变换了三次方向,在边疆宾馆院内是向西逃跑,越过围墙进入新大家属区后折头向东,这两个阶段都有目击者。当他们越过第二个墙豁口后,已没有目击者。两人钻到树林里,把钱放进事先挖好的土d里,换上衣服。他们没有钻进东南方向的大湾乡,而是再次折头向西南方向逃蹿,翻越过多道围墙,抢在武警、巡警、交警组成的多警种队伍把路面控制起来之前,钻进三屯碑水库下边的“水上乐园”。

    这是白宝山和吴子明事先策划好的逃跑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的警犬,利用犯罪分子遗留在现场的提枪袋做嗅源,准确地引导武警官兵沿嫌疑人逃跑路线追到附中后边的墙豁口,恰恰在这个关键时刻它们犯了错误,没有折向小树林,而是一直跑下去,追向大湾乡市场。错过了发现其埋钱地点的良机,也造成我们对其逃跑方向的判断上产生误导。

    张彦勇是一个不掩饰问题的领导干部,他把乌鲁木齐的社会治安治理得井井有条,但就这个案件,他说:“教训是很多的。第一,我们过于信任了警犬;第二,我们没想到对手会这样狡猾,抢劫后把赃物和武器埋藏起来;第三,我们原估计做这样大的案子,犯罪分子会有交通工具;第四,我们没想到他们会藏进公园里。”

    当警车在外边的马路上穿梭一般来回奔跑,封锁道路的时候,白宝山和吴子明坐在水上乐园的长椅上,观看着由他们一手制造的这场“热闹”——他们在那里,整整呆了有3个小时。

    下午4点,这个时间也是白宝山预算好的,白宝山看外边的马路上平静了些,他和吴子明从公园里走出来。两人没一起行走,而是一前一后拉开一段距离,走向不远处的长途汽车站,在那里登上通往石河子的班车。

    上车后吴子明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白宝山坐在车的中间,两人装作不认识的样子,互相不说话。行车的路上,他们遇到了多处路卡的阻截。出乌鲁木齐市,在昌吉市和呼图壁县,班车被拦截了5—6次,几乎开不多远就停住,有武装警察上车检查。因他们身上没有携带枪支和赃款,公安人员没有发现破绽,他们一次次都被放行了。

    二人在呼图壁县倒车,不再走乌伊公路。呼图壁有直通147团场的班车。汽车沿乌克公路向西,在大湾子附近拐上石莫公路,下午7点(相当于5点),到达147团场。

    晚上8点(相当于6点),白宝山和吴子明公开在147团场市场上露面,若无其事地坐在吴子兵的烤r摊上吃烤r。这时,乌鲁木齐边疆宾馆打死多人,被抢劫100多万元的消息已传到147团,团场的人们议论纷纷。两人吃着羊r串,听着周围的人们七嘴八舌,白宝山脸上不由得露出得意的冷笑。

    乌鲁木齐“8·19”案很快与石河子“7·5”、“8·8”案并案,在专案人员调查排查8月19—20日两天不在本地的人员时,因吴子明和白宝山当天出现在烤r摊上,二人被认为没有作案时间,反被排除掉——这造成了147团的排查工作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出现空白,也给我方对8月19日至26日天池案发这6天里犯罪嫌疑人行踪的判断造成了困难。

    二、火并,犯罪分子惯用的手段

    8月19日,白宝山、吴子明在乌鲁木齐边疆宾馆得手,其得意之情露于言表。虽然这不是白宝山第一次持枪抢钱,但140万元巨款的分量毕竟与以前的6万元不同。

    两人回到147团,在吴子兵的烤r摊上露了露面,夜里回到租借的住所,白宝山就按捺不住,把抢钱得手的消息告诉了谢宗芬。像以往一样,先透露几句,再慢慢补充。谢宗芬在外边已听到边疆宾馆发生了抢劫大案,杀了不少人。别人心里不明白,她跟白宝山去过边疆宾馆,这两天白宝山和吴子明又不在家、她已经猜想到,这个案子很可能是白宝山和吴子明干的。

    谢宗芬关心的只有一个话题,她问:“抢了多少?”

    白宝山说:“没数,有14o—150万吧。”

    谢宗芬“哦”了一声,显得很兴奋。像以前一样,问清抢的钱数,别的,她就不再多嘴了。

    她的心情可能是复杂的。后来,她多次表白说:“我没想要白宝山一分钱。”不见得她说的全是假话,但也不见得她说的就是真话,事实上,白宝山两次抢劫杀人,事后,她都接受了白宝山的赃款。当然,她没有直接去“要”,都是白宝山主动给她的,给她多少,她就收下多少。拿到钱后她花得相当快,这在后边我们会看到。

    按照白宝山的计划,这笔钱目前不能动,至少要放到一个月后再去拿,否则,他们将很危险,他不能保证在取钱的环节上不出问题。藏匿地点没什么不放心的,白宝山做的伪装很高明,那地方一万个人也找不到。他还有一个计划,即使将来取出这笔钱,也要“一张张抻着花”,不能给人以钱路不明的感觉。否则,迟早要出毛病。

    但吴子明不这样想。吴子明这辈子也没见过那么多的钱,都是一百元、五十元的大票,整整齐齐装了两大包。他跟白宝山干,目的就是抢大钱。而抢到了钱,又不能拿,不能花,那还抢它做什么?

    自8月19日回到石河子,吴子明天天催问白宝山,什么时候去乌鲁木齐,什么时候过去取款子?

    这时候白宝山已经萌生了除掉吴子明的想法。吴子明是个穷汉,白宝山明白,只要分了钱,吴子明立刻就会花天酒地,露出马脚。

    白宝山在后来交代时说:“我劝过吴子明,我说那些钱不能花,一花非丢了性命不可。他就是不听,总惦记着分钱。那时我就想了,为了保全我自己,我必须杀人灭口。”

    当然,抢到这笔巨款,白宝山的心理也在发生变化,他已感到这个伙伴是个多余分子,是他潜在的威胁。他并不打算给吴子明太多的钱,而吴子明肯定认为那些钱有一半是他的。白宝山已经杀害十几条人命,他把杀人不当回事。既然留着吴子明是一个祸害,那就不如早早地干掉他。

    从根本上说,白宝山是一个不可合作的伙伴。任何人与他结伙,最终都会送命。他是个孤独的家伙,冷漠,残忍,多疑,不信任任何人,凡是被他利用过的人,凡是知道他所犯罪行的人,他都不会留下他们。杀人灭口,对他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吴子明如此,将来谢宗芬也会如此。

    表面上,白宝山做得不动声色。他对吴子明说:“我同意过几天去取钱。不过,咱们两个无论如何也不能分开,咱们分开了,谁也做不成事情。新疆现在风声太紧,我们取了钱,必须离开新疆。回北京也好,去别的地方也好,我们都要在一起。”

    吴子明对他的话,将信将疑。

    8月22日,白宝山和吴子明冒险跑了趟乌鲁木齐。没有取钱。路上他们看到了,过呼图壁、过昌吉市,进乌鲁木齐,沿路都有路卡。警察盘查得很严,旅客携带的所有包裹都要打开,他们根本就没办法把那样多的钱带回石河子。

    两人找到埋枪的地方,白宝山把手枪挖出来,别在身上。长枪没动,长枪同样无法携带。然后他们原路返回了147团。

    手枪目标小,去乌鲁木齐路上他们已有了经验,卡口的警察只检查携带物品,不搜身上。

    这次出门,吴子明也没别的话好说,他同意了白宝山的方案:他只能跟着他们去北京,只有这样才能把钱带出乌市。

    第二天他们就开始做离开新疆的准备。该处理的行李物品统统处理掉,没用的衣物白宝山让谢宗芬拿去送给了她的几位老乡。白宝山对吴子明和谢宗芬说:“咱离开新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走前,我们一起到天池玩两天。”

    谢宗芬没去过天池,显得非常高兴。她并不知道白宝山背后和吴子明的谈话,问:“咱们去天池,还回来吗?”白宝山说:“不回这边了,准备直接走。”谢宗芬问:“那吴子明怎么办?”白宝山说:“带着他,我们一块去内地。”

    这天晚上,三人来到吴子兵的烤r摊,吴子明提起去天池的事。吴子兵的媳妇也想跟着去。吴子明说:“我们去的时间长,要出去一礼拜。”这时吴子明对白宝山已有了警觉,不然他不会对吴子兵说他可能被害那些话,并留了后手——把白宝山、谢宗芬的家庭地址写下来,交给他父亲。但他并不相信白宝山真的会杀他,尤其没想到白宝山会在新疆杀他。他不希望弟媳跟着去,因为他们马上就要去取钱,然后远走高飞。

    8月25日,也就是张新枫局长一行人飞来新疆的那天,白宝山、吴子明、谢宗芬早上6点动身,悄悄上路了。

    事先,白宝山带好一把锤子,买了一小瓶二锅头,把酒倒掉,装上汽油。他不露声色地已经做好在天池杀掉吴子明然后焚尸的一切准备。

    三人乘坐长途汽车,路上要接受路卡的检查,白宝山已经习惯了。车到二道桥,三人下来,坐了一段三轮车,来到乌鲁木齐红山公园附近。白宝山让吴子明叫来一辆夏利出租车,谈好价钱,花150元把他们送到阜康市。去阜康的路上,夏利车刚出乌鲁木齐市就遇到路卡,出租车司机和吴子明登记了身份证后放行。一路上又接连遇到巡逻的防暴队的检查,主要也是查看携带的行李物品。这天晚上,三人用吴子明和谢宗芬的身份证登记,在阜康市住了一夜。第二天,也就是8月26日,三人乘坐旅游面包车上山,来到天池风景区。

    天池风景区周围的地域是很宽广的,旅游景点也多。天池又叫西瑶池,据说是王母娘娘洗澡的地方。湖水清澈,湖面的海拔2000多米,是典型的高山湖泊。旅游景点集中在湖的北岸,天池的东、西、南三面都是高山,生长着茂密的森林。隔湖相望,可以看到对面矗立的雪山。

    三人在湖边转了一阵,没有坐游船,谢宗芬就闹着要看雪山。

    雪山在这里也可以看到,但看不见博格达主峰。看主峰需要爬上马牙山或灯杆山,要经过一片片的松林。

    旅游者中,常有人爬到山上去玩,他们说不上是在冒险。

    吴子明兴致很好,爬山的主意又是谢宗芬提出来的,他首先表示赞同。白宝山却不动声色,y沉着脸跟在他们后边。

    三人沿天池西侧的道路朝上走,开始有一条大道,通往山里的哈萨克族村落。再向前,便人烟稀疏了。只有松林,草地和一块块大石头,看不见放牧的人,也看不见哈萨克族的小毡房。

    向上爬了近两个小时,三人经过大锅底坑,再向上攀登,爬到马牙山的半山腰上。

    白宝山说:“太累了,大伙歇一会吧。”说着他先坐在一块大石头上。

    吴子明也坐下,喝了点水,边观赏着周围的风景。

    三人中谢宗芬显得最有体力,她仍在向上爬,爬一阵,坐到他们的上方,俯瞰他们。

    本来她想喊,招呼他们或者笑话他们——然而这时,她却看到了一幅极为可怕的画面。

    白宝山站立起来,悄悄拿出一把铁锤子,趁吴子明不备,照着吴子明的后脑,恶狠狠地砸了下去。

    她吓得张口结舌,心都要从胸口里跳出来。

    尽管白宝山向她讲过他如何杀人,为了抢枪抢钱,如何一次次地杀人,但听人讲述与直接看到,感官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她吓坏了,傻在那里一动不敢动。

    本来,用铁锤子袭击对方的颅骨,是白宝山惯用的把戏,以前对付李宝玉和傅克军他都是这样干的。他没想到吴子明的脑壳会这么硬,铁锤打在脑顶上“咚”地一声,吴子明却没有倒。

    吴子明也万万没想到白宝山会当着谢宗芬的面对他下手,回过头来很吃惊地望着他。白宝山又把锤子举起——吴子明这时反应极快,没等第二锤打下来,猛地朝旁边一跳,撒腿就跑。

    吴子明吓惊了,他哇里哇啦喊着,连滚带爬朝山下奔去,张惶得像只兔子。

    白宝山在身后紧追。他本来是个利落人,无奈吴子明不择道路地拼命奔跑,眼看就追不上了。白宝山不得已掏出枪来,边追边开枪s击。

    一连三枪没打中,又打了个臭子儿。

    白宝山稳了稳神,叉开腿站在山上,瞄准吴子明又打了三枪。这次把吴子明撂倒了,其中一枪打中他的p股,另一枪,s穿了他的心脏。吴子明载倒下去,他栽倒的地方,恰在大锅底坑山洼处的草丛里。

    那地方从谢宗芬呆的山坡上,已经看不到了。

    白宝山把枪收起来,走到伙伴跟前,用脚踢了踢。吴子明身体已经软耷耷的,瞳孔扩散了。他仍怕吴子明不死,又用铁锤朝吴子明的头部猛砸一阵,直到把颅骨打得塌陷才停住手。然后在吴子明身边坐下来,似乎想些什么。

    大约4—5分钟,白宝山拿着吴子明的军用挎包、吴子明的匕首和他杀害吴子明的铁锤,一步步走上山来。

    谢宗芬仍在原地坐着,她身体软得连动都不能动了。

    白宝山走到她身边,把那些东西丢在地上。

    谢宗芬望着他,不敢说话。

    白宝山说:“你把我包里的手枪子弹拿出来。”

    谢宗芬照办了。

    白宝山坐在草地上,一颗颗朝枪里装子弹。

    谢宗芬试探地问:“你把吴子明杀了?”

    白宝山说:“杀了,留着他,我们都有危险。”

    谢宗芬不明白他还装子弹干什么,颤巍巍地问:“你不会把我也杀了吧?”

    白宝山停住,看她一眼,说:“我不杀你。”他继续把子弹装好,站起来又说,“人是有感情的,我不会杀你。”

    谢宗芬不知道他说的真话还是假话。

    白宝山指了指吴子明的军用包和那两件凶器说:“你把这些东西埋起来,我到下边去,把他的脸烧一烧。”

    谢宗芬问:“埋哪儿?”

    白宝山指了指山坡上的一片树林,说:“埋在那边的大树底下。”说着,他拿上装汽油的小酒瓶,又走下山去。

    来到吴子明尸体旁,先把吴子明的身份证翻出来,手表撸下(手表是烧不坏的,那可能成为公安人员的物证),然后把汽油倒在吴子明的脸和上半身上,用打火机点着了。

    大白天,火光并不明亮,不容易引起周围人注意。他看着吴子明的脸在碳化,牙齿露出,人已面目全非,这才离开。

    他把吴子明的身份证等物埋在另一个地方。那儿有块大石头,他把大石头翻动开,埋在石头下边。

    一切都处理停当,白宝山带着谢宗芬,沿另一条路下山。

    这件事对谢宗芬的刺激极大,一路上都不说话——她不可能不联想到自己的命运。

    不过,现在白宝山确实不会杀她,现在杀谢宗芬,无疑于杀掉他自己。他还要留着谢宗芬,在返京的路上,这个女人,对他有着极重要的作用。

    三、提取赃款,返回北京

    回到乌鲁木齐,用谢宗芬的身份证,在一家铁路旅店住下。这天是27日——是公安部京、冀、新并案会开会的当天。

    白宝山带谢宗芬先到火车站,花高价买好第二天去北京的卧铺票,然后一起返回旅店,两人住了一晚。

    第二天早晨8点(相当于6点),谢宗芬醒来的时候,白宝山已站在窗前,背对着她,在计划他的行动了。他对谢宗芬说:“你快点起来,我们去拿钱。”

    两人坐16路汽车来到新疆大学。这地方白宝山是非常熟悉的,他对道路、环境、地形地物有着特别的记忆能力,没费什么力气,就找到了那片杂树林。

    白宝山让谢宗芬在林子外边等候,他拿着谢宗芬的小包钻了进去。小树上挂的布条完好,他很快就把钱挖出,先往谢宗芬的包里放50万,余下的钱放进红包里,再把红包放进蓝色条格包内,提着走出来。

    小树林僻静,时间也早,周围没见一个人影。谢宗芬背自己的包,白宝山提着蓝条格包,两人并排走出新疆大学校园。

    白宝山还惦记着一件事,那就是把他使用过的“八一”式自动步枪处理掉。

    形势这么紧,把“八一”枪带回北京是不现实的。而且,他手里的步枪弹已经不多了,把枪带回去也没什么用处。

    这次处理自动步枪,他并没分作两步走,这多少有些冒险。两个装钱的包没有送回旅馆——拿到钱,他有新的担心,他一步也不能离开这些钱了,也不能离开谢宗芬,他必须时刻和这两样“东西”绑在一起,须臾不能分开。这可能是他宁可冒险的唯一原因。

    离开新疆大学,白宝山带着谢宗谷直接来到他埋枪的地方。仍然让谢宗芬放哨,他把枪的部件拆散,分别埋在一处放废料和保温砖的狭窄的夹道内。

    上午11点(相当于9点)左右,由宝山带着谢宗芬和巨款,返回他们租住的铁路旅馆510房间。

    此刻他的心情松弛了些,有了安全感,但并没有头脑膨胀,他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白宝山把房门锁好,立即让谢宗芬和他一起拆启现金上的封条。然后,他把拆下的封条全部撕碎,扔进男厕所的马桶里,放水冲掉。让谢宗芬用黄色毛线把那些没有标记的现金重新捆好。有的钱本身是用猴皮筋捆扎的,他就没再动。

    封条处理完毕,白宝山拿出事先买好的两件军用马甲。他让谢宗芬把马甲拆开,把钱一捆捆缝进马甲里,然后每人一件,穿在身上。

    时间已经差不多了,白宝山把短枪里的子弹压满,余下的子弹裹在身上。他现在只差最后一关——闯过火车站卡口。

    昨天买票时白宝山已经观察过,火车站气氛虽然紧张,对过往旅客仍然是只查行李不查人。只要他和谢宗芬神态从容,不露出破绽,混过检查关应该是没问题的。

    白宝山掐好时间,说:“咱们走吧。”两人提上行李,穿着装满钞票的马甲,打出租车来到火车站。这正是剪票的高峰期,两人混在人群中,毫不起眼,行李是没毛病的,顺利通过了检验线,然后,两人剪票上车。

    列车启动,白宝山仍没放松警惕,直到火车开过哈密,驶出了新疆,白宝山才真正放下心来。

    新疆的案子,对白宝山来说,又一次圆满地完成了。就像做完徐水抢枪案一样,他做得干净、彻底,应该再画一个句号了。也像徐水案一样,没有知情者。了解这一切的,只有这个被他严密控制着的女人。

    这时的白宝山会做何感想呢?望着外边起伏而过的山野,或许他会想到一年半之前,离开新疆回北京的情景。那时,他是个刚出监狱的穷光蛋,但那时,他还能憧憬两条不同的生活道路,还有选择的权利。现在,他有了钱,有了女人,他觉得,前景一片光明。不过,他身上已积下了太多的血债,或许他没想过,下一步等待他的。只有灭亡——这个道理,白宝山是至死也不会明白的。

    8月31日,白宝山、谢宗芬走出北京火车站西客站。

    ——这一天,被他屠杀的伙伴的尸体被发现,新疆的警察,从那具开始腐烂的尸体中,已经嗅到了他的踪影。

    当天下午,白宝山和谢宗芬回到模式口他母亲家。

    他洗了澡,换上干净的衣服,骑自行车到外边疯了一圈。谁说白宝山是个冷静至极的人,他也有这样的时候,出去撒欢,浑身上下,一点压力都不再有,因为——他终于回到家了。

    其实也不然。白宝山自新疆带回的大笔的现金,没有像从前那样埋到山上——这不能说不是白宝山的一个变化。这变化是悄悄发生的,不知不觉,潜移默化。他向母亲要了一个带锁的抽屉,把钱和枪,都锁进了抽屉里。这可以理解为他也像所有的俗人一样,摆脱不掉爱财的心理。按照刘晓辉的话说,他开始越来越多地犯错误了。

    他从这笔钱里先后拿出11万,交给谢宗芬,并兑现了他允许谢宗芬回一次四川老家的诺言。

    白宝山对待谢宗芬的态度始终是矛盾的,不能说他对谢宗芬没有感情,也不能说他对谢宗芬不信任,但同时,他又非常担心这个女人会坏他的事情。给钱,而且只给她11万,这个数字白宝山早已计算好。白宝山其实是一个非常财迷的人,他反复推算过,加了减,减了加,最后决定,仍像上次一样,从赃款中提给谢宗芬8%。允许她回四川,也是在他好心情的情况下做出的,而放走了谢宗芬之后,他立即后悔了。

    据谢宗芬后来交代说,白宝山给她这笔钱,她并不想要。她对白宝山说:“我不要你的一分钱。”白宝山对她发了火,说:“你什么意思,你想威胁我,是吗?”当时他们去买鞋,正走在回家的路上,白宝山一气之下,把鞋扔到马路上。在这种情况下,她才答应把钱收下。

    这恐怕有粉饰自己的意思。

    谢宗芬与白宝山的关系——涉及法律的一面由法院去判决,我想说的关于人的这一面。从材料上看,谢宗芬的思想始终没超出小商人的范围。她爱财,但表现得并不贪婪。白宝山杀人抢钱,她从心里害怕,但白宝山抢到了钱,她也觉得高兴。白宝山给她钱,她肯定是会接受的(事实也是如此),但她不会主动向白宝山去讨要——这就像当初,她做买卖赚钱,给白宝山多少,白宝山都会接受,但白宝山不会向她伸手要钱是一样的。正因为谢宗芬有这样的品格,白宝山才每每没有杀害她。

    谢宗芬这次是坐飞机飞回四川的。

    她一离开白宝山,白宝山就觉得不放心了。谢宗芬前脚进了家门,白宝山的电话后脚就打过来。白宝山在电话里叮嘱谢宗芬:“钱可以花,怎么花都可以,但不要存银行。”

    说不好他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