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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他们正爬到阳坡上，周围没有树，只有大大小小的石头。一说有情况，武警战士立刻隐蔽起来，伏在大石头的后边。民警也学着他们的样子全部卧倒。
罗局长与山那边的警犬队联系，他们也听到上边有声音。
他们的上方是个陡壁，陡壁那边是松林。韩琦和罗局长各带七八个人，从侧面迂回，武警正面进攻，分三路摸过去。当时大家都很紧张，因为他们清楚，如果与持枪歹徒遭遇，他们面临的肯定是一场攻坚战。对方的s击技术是明摆着的，把他在山林里他没有了退路，所谓困兽犹斗，他必定会拼死顽抗。因此大家都很谨慎，以石头和树做掩体，一步步隐蔽着前进。大约半个小时，他们搜过了那片松林，一直搜到阳坡，三路人马会合了，没发现有人。方才折断树枝的声音，或许是山里的什么野兽造成的。
松林的上方是一片开阔地，再上边是陡峭的山峰。
继续朝上走，山势越来越险峻。开始还有放羊的小路，后来连小路也没有，大家不得不手脚并用朝上爬。每走一步，必须看好下一步手脚落在哪个地方。抓住，踩实，小草也利用起来。下边就是笔直山崖，一不小心会像石头一样滚下山去。大家都把鞋脱掉，挂在腰上，赤着脚爬行。
翻上这座山梁，罗局长他们与警犬队会合了，对面的战友也都汗津津的，身上湿透了，头发粘在一起。别说是人，就连警犬也伏在那里不愿动，爪子都爬得肿了起来。
大家都不甘心，休息一会继续上，一直爬到雪线上。这里的海拔已超过400o米了（博格达主峰海拔5445米），高山缺氧，大家都感到头晕目涨，脚底下发飘。雪线上不能久呆，那地方是不能生存的。韩传和罗局长商量，我们是拉网式搜索着摸上来的，该搜的地方都搜查到了，确实没发现情况。按照指挥部的要求，已经搜到了雪线上方，而雪线之上，犯罪分子无法藏匿。应该说，大家已出色地完成了搜山任务，大家可以全线返回。
搜山时紧张，到了下山时，精神上松懈下来，互相望望，才觉得大家的形象可笑。准都不像了警察。毛背心、尼龙裤脱了，爬出一身大汗，到了山上又骤然变冷。身上头上蒸腾着白汽。狗也冷，偎到了训犬员的身上。武警战士更辛苦，他们是长枪，戴着钢盔、背着子弹袋，全副武装。带队的中校要求他们不能随意解开军衣，一个个都是临战状态，他们的体能消耗最大。
从主峰撤下来的时候，天已经快要黑了，大家都很疲劳，警犬已经走不动了，三条警犬，是大家轮流背下来的。不过，他们圆满完成了任务，精神上是轻松的。
由昌吉州刑侦科带领的另一队，与罗振海、韩琦所带这一队所遇的情形基本相同。
搜山的指导思想，一是由于有哈族群众多次的异常反映，我们不能排除犯罪嫌疑人有隐藏在山上的可能性。同时，自“8·19”以来，城市与城市间的公路上处处设卡，盘查严密，犯罪嫌疑人想携枪携款通过卡点十分困难。而天地附近的游牧地区，地旷人疏，牧民居住分散，犯罪分子便于潜伏。
经过大规模搜山，我们掌握了山林的状况，那些地方很难长期生存。即使犯罪分子真的躲进山林，我们的行动也能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把他们从山里赶出去。
三、石河子，拉开决战序幕
9月2日，杨德禄、刘晓辉依照公安部白景富副部长的指示，来到石河子，“亲临指挥”。他们把办公室设在石河子刑警大队办公楼，和一线的同事朝夕与共，并肩战斗。
下午4点，杨德禄副厅长在刑警大队办公室，召开了“97系列枪案”分析会，参加人有：刘晓辉、张卓敏、刘钊、周传强、杨将、龚兴言、单笑夏、杨辉、刘云峰、张国民和吴丽。
会上，张卓敏汇报了石河子区片面上的工作；刘钊汇报了石河子四太监狱的摸排情况；周传强汇报了重点线索组的工作情况。
8月27日公安部并案会结束至今已有6天，距北京党的十四届七中全会召开，仅剩下不到一周时间。时间不等人。这一阶段，石河子片的同志做了大量工作，最突出的成绩是发现了“7·5”案的作案准备现场，找到了“7·5”案犯罪嫌疑人使用的撬杠。但其他线索却基本上都是裹足不前。
缝鞋匠线索已“深挖”了无数遍，刘兵、朱新志二位鞋匠反复回忆，并没在其他场合再见过缝包人。
犯罪嫌疑人的模拟画像拿给刘兵、朱新志，二人均未认出他们就是缝包人。
单笑夏带领刘兵查看派出所保存的147团户籍卡，从照片上刘兵未辨认出缝包人。
单笑夏带刘兵查看147团两劳释放人员照片，刘兵也未辨认出缝包人。
刘兵与缝包人谈话时提到的粮站、油库人员均已找到，向他们展示犯罪嫌疑人模拟画像，未能认出相似的人员。他们本人也没发现其他问题。
摩托车的排查未查出有力线索。
四太监狱的排查已列出一批符合侦查条件的北京调犯名单，电传到北京，但并没有形成侦查重点。
新疆方面查“多出来的北京人”，虽然反映上一些线索，但都似是而非，多数情况因种种原因，未做正面接触。
147闭排查“8·19’”边疆宾馆案发期间不在本地的人员中，未发现可疑情况。
石河子区片的排查情况似乎进入一种胶着状态，待别是重中之重的147团场，始终夫出像样的情况。所有的已知线索中，只有撬杠线索是明晰的，也是“开放式”的，背后有挖头。
杨厅长和刘晓辉对撬杠线索十分重视。杨厅长要求，对这条线索一定要一抓到底，对所有有汽锤的单位都要查到。刘晓辉进一步提出，这项工作不能只靠基层去做，要派得力的专业骨干直接负责。
会上，杨德禄副厅长详尽地介绍了天池无名尸的情况，这对石河子片的同志是个全新的情况，杨厅长希望石河子的同志了解这一案件的全部细节。
然后，他分析说：“8·19”乌鲁木齐边疆宾馆案件发生，到天池案发，这当中有6天时间。这6天，犯罪嫌疑人在什么地方？第一种可能，犯罪嫌疑人返回了石河子，或者在农八师（石河子）、农六师、米泉、阜康一线有落脚点。第二种可能，犯罪嫌疑人在乌鲁木齐一米泉一阜康一线有落脚点。从我们8月19日下午起在乌鲁木齐至石河子。乌鲁木齐至阜康沿线设卡的及时和严密程度看，犯罪嫌疑人携带长枪和赃款回到窝点的可能性不大，很可能犯罪嫌疑人放下了枪和钱，把它们藏匿在一个秘密地点，然后从乌鲁木齐逃脱，跑到阜康市的天池作案。这无疑给我们增加了新的工作量。
选择的杀人地点特殊了些，但有他的正当理由：杀人位置不易发现，能够从容作案，从容逃跑。三顶帐篷的哈萨克都听到枪声，但没有出来，延长了死者被发现的时间。
通过对死亡现场分析，最大的可能是同伙作案，杀人灭口，独吞财产。杀戮过程是有预谋的，事先设计好的，使用手枪，死者头部有钝器打击伤，死后浇上汽油毁容，拿走能证明死者身份的全部证件，这都说明了这一点。毁容说明这个人与他熟识，也说明犯罪嫌疑人担心此人的身份被查出，同时还说明，死者很可能就是我们要查的那个“本地人”。毁容暴露了犯罪嫌疑人的要害，他最担心的地方，正是我们侦查工作要突破的焦点。
现在已并案件已有10起，第十起案件为我们提供了相当不错的条件：死者的牙齿的特征明显；死者虽然毁容，但相貌尚可辨认；死者留下衣物残片；我们确切掌握了死者的身高、血型和左手指纹。这个案子的一项重要的工作，是调查死者身源。这一点如能搞清楚，整个案件有希望取得重大突破。
我认为，虽然犯罪嫌疑人在天池出现，不能排除他有第二。第三个落脚点的可能性，但综合整个案件分析，他前期屡次作案在石河子，我们掌握的大量证据也证明他年期在石河子147团一带活动。我们的着眼点，还是要坚持以石河子的147因为中心，坚持在147团出情况，这个决心不能动摇。石河子的工作，特别是147团的工作一定要做透，做扎实。各级指挥员要督促检查下边的工作，情况不怕多，就怕没有。重点地区要立足自己负责的区域出情况。否则，再多的警力也无用。以往的教训太多了，分析不能说不全面，部署不能说不到位，最后落实不好，亡羊补牢就麻烦了……
会议从下午4点一直开到晚上，大家都能理解这个会议最重要的内核是什么：一、坚持立足147团；二、深挖撬杠线索；三、利用天池无名尸照片寻找尸源。
自治区公安厅关于天池无名尸的协查通报已经发下来。单笑夏是个聪明的警察，他负责重点线索的查证工作。说干就干，当天晚上，他带领两名侦察员，携带着天池男尸照片，驱车跑到147团，找到刘兵和朱新志，请他们辨认。
——非常可惜，刘兵和朱新志均未辨认出照片上的尸体就是缝包人。当然，即便辨认出来，所能证实的也仅是“同伙作案，杀人灭口”这一判断，距确定死者身份仍然遥远。
四、重要的是捋清思路
案子似乎凝滞住了。
连续的高强度工作，案件却未见明显的进展。
领导小组确定的重中之重的147团场，普摸工作已进行了三四遍，未发现符合条件的重点人。另两个重点区域，141团、149团的情况也是如此。
新疆与北京互相配合，新疆摸“多出来的北京人”，北京摸“少了的（与新疆有关的）本地人”，这项工作已开展了七八天，一批批名单传真过去，重点人依然没有出现。
分析不能说不全面，安排不能说不到位——该出情况而不出情况，这种情形难免使人焦灼。
单笑夏在工作日记中写到：
“8月19日案发，至今时间已快半个月了，案件却搞得如此沉闷，几乎听不到一点让人高兴的消息，我心情特别烦躁。我们手里有21种证据，但没有致命的线索。我们派出了大量警力摸排，却迟迟地不出情况，哪怕是假的不真实的情况，这太不正常了。我们手上的资料都是模糊的，似是而非，与侦查条件合不上。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我们的工作是否没作到家，或者方法不得当……我坐在石河子刑警大队的办公呈里，感到非常不安……”
石河子的周传强，心情也是如此。
从公安部到区厅到石河子，各级领导、历次会议、所有的分析判断、一系列的重要线索——都指向石河子147团，可147团就是不出情况。是不是我们的判断出了错误？
147团的排查工作已基本完毕，只留下少量民警，在做补查工作。大批警力已向147团周边地区转移了，可147团又的确让人耿耿于怀。
这已不是一两个人的问题，指挥员中普遍存在着这种急躁情绪。
9月3日晚上，杨厅长和刘晓辉主持召开了“97系列枪案指挥员分析研究会”，目的就是要重新捋一捋思路，让大家换换脑筋，跳到外边来看一看，评价一下我们对案情的基本判断有没有根据。
杨厅长说：“今天不研究具体工作，97专案的指挥员们坐下来，主要探讨一下这样几个问题：一、犯罪分子如果是石河子地区的，应具备什么条件？二、立足于石河子的依据是什么？三、回顾一下前段的工作方案是否正确，我们今后的重点工作是什么？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可以发表不同意见。”
这个会没加压力，没提任务，气氛要温和得多，杨厅长要大家冷静下来，放松一下紧绷着的那根弦。
一切都仿佛从头开始。刘晓辉再次分析了北京及河北的案情和条件——结论是必然的：犯罪分子熟悉新疆，在新疆有关系人。新疆的案子与北京有着鲜明的一致性。犯罪嫌疑人在北京作案一对六，在徐水作案一对三，在新疆连续打死七人，都说明其心理素质和枪法超群。由此判断，持自动步枪的大个子应为北京人，小个子是本地人。
张万顺、周传强、龚兴言相继发言。
周传强回顾“7·5”“8·8”案件的条件，犯罪分子对141仓库的守卫情况，对149团警务区枪支情况和值班情况都十分清楚。141团至149团相距75公里，他们对道路，对两地的熟悉程度，不是踩三五次点就能解决的。因此，犯罪分子中的北京人，必定在141至149团区域内长期生活过。
龚兴言认为，犯罪嫌疑人6月、7月、8月三次在石河子地区出现，不是偶然。但他们的居住地在141团、149团的可能性较小，一般情况下，他们不会在居住地作案。在147团附近的可能性最大。147团工作做得较细，为什么没出情况，需要指挥员们做出合理解释。犯罪分子自6月份在垦区（兵团）活动，要吃、要住，不应该在群众中没有反映。犯罪分子反侦查手段高明，应估计一下，有无反常规的可能。
张卓敏说：第一，犯罪嫌疑人的落脚点不在141团。141团可以排除。理由：军械库改库情况他们不知道；犯罪嫌疑人白天作案而没有蒙面，说明当地人不认识他们。他们在距现场600米处吃东西，也说明他们在当地没有落脚点。
第二，边疆宾馆抢钱应是他们的最终目的。这个目标的确定应该比抢枪早。先预谋抢钱地点，再杀人抢枪，人影库未成，转到149团，抢到枪后，急于抢钱，达到目的后在阜康杀人灭口——这样分析比较合理，说明犯罪嫌疑人计划周密。
第三，侦查方向以石河子为重点是正确的。理由：1原判断犯罪嫌疑人为一北京人一新疆人，两人应早就认识，如何认识？很可能是狱友。2他们选择石河子，因为他们对这里的熟悉程度比其他地区高。3犯罪分子在石河子出现的时间长达三个月，带着枪不能住旅馆，在石河子一定有固定居住地、4新疆3起案件，两起发生在石河子。5犯罪嫌疑人不可能把摩托车从北京运到新疆，应为本地人为北京人提供的居住地和交通条件。6按侦查常规，发案地是重点部位，向外延伸，是正常程序。犯罪嫌疑人反侦查技术很强，有可能为我们制造误区。
兵团四处刘钊处长则提出不少相反的观点，对前期判断提出置疑，这有着开拓思路的作用。
他的置疑点是：一、犯罪嫌疑人有否可能是两人以上？“8·8”案件会否有人接应？天池无名尸，身上有两种伤，杀人者有无可能不止一人？二、作案人会不会住在城区？根据：团场居住人员较少，易被发觉；作案人有交通工具，来去方便，不受居住地的限制。三、作案人前期（五六月份），有无可能住在乌鲁木齐、昌吉市、新湖总场等地的旅馆？
张卓敏认为：立足本地的思想不能动摇，对原定的重点部位，重点部门的认识不能动摇。关键是要有扎实的工作，不能漏查，不能留死角、打包票。普模工作的条件可调整，安排部位可调整，但基本思路不能否定，
刘晓辉是部里留驻新疆的监督员，主要负责新疆与北京及河北的协调工作，同时也代表部里参与新疆的破案工作。杨厅长对刘晓辉的能力非常欣赏，刘晓辉对杨厅长也十分尊重，两人对案件的看法在许多方面都相当一致。晓辉也很注意自己的身份和处事原则，不过多干预杨厅长的指挥，但也随时提出自己的建议。
基于目前的侦查工作的现状，他认为，作为侦查指挥员我们要有耐性，现在我们正在布置，还没收网。重点工作重点区域是根据犯罪分子特殊的作案条件划定的，既定方针不能改变，对147团要有信心。出现了新情况（天池尸体）要把新条件加进去，尸源的调查也要围绕着我们确定的重点区域展开。运用好新的物证，案件就有可能买现突破。
杨德禄厅长对这次会议感到满意，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案子通阻，你认为应该出线索可线索迟迟冒不上来，大家都有点犯急性病。这个时候就要坐下来，把思路捋一把，像温课一样讨论一下案件的已有条件和未知条件，这样有好处，可以使大家重新得到共识。
下一步的具体工作，还是那样几条：工作力度问题，死角问题，寻找尸源问题，四太监狱的摸排问题，寻找撬杠打造人问题……不能怕繁琐，更不能悲观动摇，指挥员坚定了信心，工作面貌就会有一个大的改观。
五、撬杠——水落石出
为调查撬杠的来源，江援朝带领着物证组找遍了下野地、莫索湾所有有汽锤的地方，足迹踏及各团场、各营、地方乡镇所属的加工站、修理厂、私人维修点……自8月30日在白榆林带草丛里发现撬杠起，他们已经连续奋战五个昼夜了。
9月4日，江援朝来到148团的一家修造厂。
这是一个土院，里边一个敞棚，一排平房，敞棚内设有烘炉，有锻打铁活的汽锤。
江援朝把撬杠拿给锻工师傅看，锻工师傅接过去摆弄一阵，说：“这像是我打的。”江援朝说：“你再看看，会不会弄错？”锻工师傅口气坚定地说：“我打的东西我知道，不会弄错，”
江援朝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他跟对方拉呱一阵，锻工姓王，叫王善华。
王师傅回忆说：“来打撬杠的是两个男青年，30多岁吧，时间我记得是5月底。”
江援朝问：“王师傅认不认识这两个人？”
王师傅摇头说：“没见过，是生人，找到修造厂来的。”
江援朝问：“他们说话是什么口音？”
王师傅说，“一个是咱本地人，另一个像外地的，哪儿的口音记不清了。”
江援朝又问：“这两个人有多高？”
王师傅说：“外地的那个有一米八的个头，还要猛点，另一个也有一米七的样子。”
江援朝问：“有那么高吗？”他这样问，是因为在专家论证会上，依据足迹等线索综合分析，高个子的身高被定为174米。
“有。”王师傅比划着说，“有这么高。”
撬杠认上了，两个人来打制对上了，一高一矮，一本地人一外地人也对上了，应该说，确认三师傅就是撬杠打制人，没什么问题。王师傅再次反映出，大个子的身高超过一米八0。
江援朝打电话向杨德禄厅长报告，立刻赶回指挥部。杨厅长听完汇报很高兴，派重点线索组单笑夏与江援朝一道，再次前往148团，查证与犯罪嫌疑人有关的线索。
单笑夏和江科长来到修造厂，先见到修造厂门卫马永福。
马永福50多岁，他回忆说：“大约在5月份，有两个人，一高一矮，找到修造厂。我拦住他们，问他们找谁？他们说，想打两根撬g。我说锻工还没来，你们等一等。两人在大门口站了一阵，王师傅来了，我带他们到锻工房，给他们联系上，就回来了。”
马水福没反映出其他情况。
两人再次找锻工王善华，
王善华四川人，也有50岁。他说：“那天马师傅带来两个人，要打撬g。我问他们打撬g干什么？他们说拖车上用。我就给他们打了两根。一根80多公分，另一根更短些。”
单笑夏问：“六棱钢是他们带来的，还是厂里的？”
王善华说：“材料是马师傅帮他们找的，我为他们做加工。撬g打好后，他们付给马师傅15元，付给我10元。”
单笑夏问：“你以前见过这两个人吗？”
王善华说，“没见过。马师傅也不认识他们，那两人不是148团的，骑摩托车来这儿干加工活。”
打撬g的锻工找到了，打制过程也调查清楚，结果却令人失望。他们反映的情况我们大都已经知道，有所推进的只是：一、打撬杠的时间在5月份，他们在石河子活动的时间又可推前一个月；二、两人均反映大个子的身高要更高一些，王善华坚决认为要超过一米八0。
回到石河子总部汇报，又一个重要线索被查否了，气氛显得沉闷。
单笑夏和刘晓辉处长站在石河子垦区的地图前，看着地图上141团、149团、147团及148团的标记，脑海里翻腾着犯罪嫌疑人活动的区域。这巴掌大的地方都快翻个底朝天了，犯罪嫌疑人究竟藏在哪里？
单笑夏指着地图说：“我看，犯罪嫌疑人的落脚点，应该分布在147团以南至石河子以北一带，也就是146团附近。146团在石英公路、乌克公路的交汇点上，交通方便。与141团、149团距离对等，与147团又很接近……”
道理是有些道理，但这又是一个“猜想”。
拿着石河子垦区地图潜心研究的还大有人在。犯罪嫌疑人的落脚点是一个大话题，人人都在开动脑筋，冥思苦想。
石河子刑警大队长龚兴亡让手下草画了一张“白描地图”，有一开纸那么大，平时折起，一有工夫就铺在地上，拿着铅笔，敲着脑袋反复琢磨——地图上圈圈点点，许多地方都戳破了。
这是个不解的谜团，线索掌握了这么多，侦查范围越缩越小，从哪个角度分析，犯罪嫌疑人也应该在我们的罗网之内，下面的侦察员都在紧张的工作着，几乎就剩下一层窗户纸了，该出的情况仍然没有出。
这几天，似乎各方面都很“安静”，像午后的大漠，太阳直s着，却没有一丝风，大家都在忍受着这寂静的煎熬。
其实不然，在这寂静的背后，在这迟迟没有情况出现的令人焦虑的三天里，一些极有价值的线索，正在一层层地反映上来。刘晓辉说得对，我们布置了下去，还没有收网。既然我们的分析是有充足依据的，侦查部署也是正确的，那么，还需要一个条件，那就是一定的时间。那些线索正在一步步“挤”上来，所谓水到渠成，的确到了案件该成熟的时候了。
第十六章
一、线索，线索，线索
破获这一案件的最重要的线索来源，应该说来自兵团系统的一次高级会议。
97系列枪案不仅在公安系统被列为头等大事，同时也得到自治区党委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的高度重视。
为了在秋收大忙季节进一步发动群众，克服困难，配合公安部门共同破获这一震动全国的要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政法委书记王汉儒亲自主持召开了“兵团部署97系列枪案调查工作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兵团政法委副书记邵纪良、兵团监狱管理局长乔西安、兵团公安局副局长杨海峰，兵团军事部部长高雷、兵团武警指挥部副政委王广彬、农八师公安处长张万顺（石河子市公安局长）、农八师政委马荣（石河子市长）、副政委张祖树、农六帅副政委岳有堂等。
受自治区公安厅长张秀明委托，公安厅副厅长杨德禄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上，兵团公安局副局长杨海峰通报了1996北京“3·31、“4·7”、“4·8”、“4·22”、“12·16”案，河北“7·27”案，以及1997新疆农八师（石河子）“7·5”、“8·8”案，乌鲁木齐“8·19”案等9起恶性涉枪案件的案情，传达了公安部“京冀新系列枪案并案侦查工作协调会”的精神和工作部署。”要求兵团所属公安。武警、监狱、武装部各系统要结合自己的工作性质，本着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积极配合，发动群众，作好各项调查工作。会议严肃地提出，对有功人员要给予重奖，贻误战机者，要追究责任。
区厅杨德禄副厅长通报了“8·27”天池风景区无名尸案的情况，至此，系列枪案已发生第十案。他指出，公安部已将这一系列案件定为全国一号大案，而其中新疆发案4起，死人最多，损失最大，获取的证据和目击者也最多。他再次强调了新疆要出情况，兵团要出情况，石河子要出情况的指导思想。
王汉儒副司令员讲话指出，京、冀、新系列枪案案情特别重大，危害非常严重，如不尽快破案，将会造成更大损失。兵团对破案负有直接、重要的责任。大家一要充分认识案情的严重性、复杂性，案犯持枪劫财，有较高的体能、技能和心理素质，心狠手辣，作案跨度大，破案有一定难度。二要充分认识破案的责任，兵团有很多破案条件，新疆应该出情况，兵团更应该出情况。有枪有弹的部门一方面要认真完成各项调查任务，同时要做好防范工作。作案者用完子弹后，很可能还会想方设法补充弹药。三是要有实际行动，充分发挥各单位的主观能动性，积极行动，紧密配合，共同努力，争取尽快破案，向党的十五大献礼。
兵团会议开得卓有成效，杨海峰副局长说：“会后大家热情很高，中午我们设了便饭，但大家都没有吃饭，马上进行研究。各部门找地方进行讨论和部署，立竿见影落实会议精神。”
农六师在会议室就地讨论，劳改局军事部回单位研究，农八师来的人多，马荣政委带队去石河子大厦去开区片会议。
在石河子大厦的研究会上，武警六支队支队长廉常保反映出一个情况：六支队有个复员的武警战士说，今年7月，有个他看押过的犯人找他要过子弹。这人是个已释放的北京调犯，要子弹说是回去打野猪，这个战士没给他。
晚上，马荣政委（石河子市市长）回到石河子，与杨德禄、刘晓辉见面时，把廉常保支队长反映的情况讲给了他们。
这种情形是常有的，各级领导人接触的人员多，信息通，了解情况范围广。这些信息又经过筛选，认为紧要的才会讲给他们听。
杨厅长立刻感到，这是一条重要线索。感觉是对上了——北京调犯，已释放，又返回新疆，这正是“新疆多出来的北京人”。7月份要子弹，系列枪案的犯罪嫌疑人也是在7月份袭击的“人影库”搞子弹，时间和目标有一致性。打野猪太令人怀疑了，北京哪儿来的野猪？
杨德禄跟刘晓辉议论一下，刘晓辉有同感。
当时在场的还有石河子张万顺局长，杨德禄副厅长对张万顺说：“这条线索不能放给二巴郎当的人去查，要派经验老到的侦察员专门负责……”他想了想，又说，“我看，就让老恭去查一下吧，查到结果，向专案领导小组直接汇报。”
与此同时，其他线索，在另外的渠道也正层层向上反映。
石河子刑警大队一中队长朱明武，带领侦察员许宏飞、曾广玉、王军，到新安监狱进行调查（他与乌市的楼军负责监狱调查组，各负责两个监狱）。
狱方根据朱明武的要求，提供了北京调犯的全部名单。其中有一个叫白宝山的犯人。此人当过零星犯，在外边放牛。与他一起放牛的两个犯人都失踪了，当时狱侦科发现其中一人床上有血，墙边也有血，向农八师劳改处报告，劳改处进行调查，把白宝山关了小号，怀疑是他把两个人杀害的。后因没有证据，不了了之。当时在牛棚的顶棚上搜出子弹，白宝山承认子弹是他收集的，目的是“以后有机会打着玩”。子弹全部收缴，当地派出所对卖给他子弹的人进行了治安处理。
朱明武拿出“8·19”案犯罪嫌疑人的摹拟画像请新安监狱的管教干部辨认；同时配合政治攻势组织犯人辨认，均未认出监狱释放犯中有相像的人。
随着调查的深入，朱明武和王军再次来到新安监狱。
这次他们的任务是调档，整理出北京凋犯的名单和照片，向北京方面提供侦查线索。同时，查找犯罪嫌疑人。
王军是石河子狱侦科侦察员，当年参加过对白宝山的审理。在途中，朱明武询问白宝山在狱中情况，然后问：“你看白宝山有没有干这个案子的可能性？”王军说：“没有，他身高在180米以上，不符合身高条件。”
来到监狱，他们调出白宝山的案件材料，白宝山的前罪是抢劫，偷玉米、偷木头，量刑偏重。登记表上管教有一句附言：“此人对判决不服，扬言出去要杀人。”
白宝山列为向北京提供的人员之一，朱明武向监狱方索取了照片等资料。朱明式后来说：“当时我的感觉，他有作案的可能，有迹象，比如，在监狱里收买过子弹。但只是想了想，没引起足够的重视，主要是身高条件不符合，另外，口音也不对。”
在这两点上，我们规定的摸排条件有误差。
犯罪嫌疑人的身高是根据多数目击者的描述以及鞋印等证据，经过专家论证确定的。白宝山脚小，与身高不成比例，造成了这一刻画的偏差。
口音问题，主要是当时过于信任了刘兵的描述。刘兵把两人的口音记反了，把大个子说成本地人，小个子说成北京或河北人。
关于口音和身高的误差，部分侦察员和高级指挥员已有觉察，但大多数在下边做工作的侦察员在执行专家会上规定的条件。这两点，确实为普摸工作造成一定影响。
黄亚波在总结这个案子时认为，摸排条件定得过于具体，有利有弊，弄不好容易捆住下边侦察员的手脚。有的宁可定得模糊些，这样，就能把该进来的人排进来，不致于丢掉。同时，下边的侦察员也需要提高综合分析的能力，分清主次要条件，“来新疆的北京人”，这是主要条件；身高、口音是次要条件。如果按照这个原则办事，白宝山和吴子明摸上来的时间可能要早得多。
当然，这是后话，应放在“总结”这个范畴中。
北京调犯的照片取回后，与摹拟画像进行核对，并没把白宝山做为特别对象提取出来。
朱明武从新安监狱调档回来，向专案领导小组组长杨德禄副厅长汇报了调查情况，朱明武说：“新安监狱的人员已经全部排除，但感到不大放心。”杨厅长说：“你把重点人的档案调来了吗？”朱明武说：“北京调犯中的释放人员档案调来了。”他拿给杨厅长看，他圈下的重点人包括白宝山。
因白宝山在服刑期间“搞”过子弹，杨厅长在他的名字下边，画上了重重的一宿。
负责147团城南片普摸工作的是莫索湾垦区公安局刑侦大队探长魏江年。“8·19”案发生后，147团被列为调查重点区域，垦区公安局布置了若干条件，要求对重点人口要挨家挨户进行调查。
魏仁年小组在8连摸出一个叫吴子明的人，了解到他家开春时曾来了两个北京人，一男一女。男的曾与吴子明一起服过刑，来这里做生意。吴子明的养父70岁了，魏江年访问时见到吴父。吴父说，他们早已不在家里居住，在团场那边租了一个四川女人的房子，搬出去了。魏江年向吴父展示犯罪嫌疑人的摹拟画像，吴父说，不像那个人。魏江年询问吴子明和那两个北京人租住房屋的地址，吴父说不知道。询问那个租房的四川女人是谁？吴父也说不清楚。小魏认为这是一件事情，需要落实一下。
此后，魏江年从团场派出所了解到，吴子明有个堂弟在菜市场上卖烤r。当天晚上，他过去市场找吴子兵，因吴子兵没有出摊，没找到。他把以上情况向当时负责莫索湾普摸工作的党新民副大队长做了汇报。
在核查8月19日前后不在147团的人员名单时，没有查出吴子明。据说，有人看见当天晚上，吴子明曾在市场他堂弟的r摊上吃烤r，没有离开147团。
随着普摸工作的深入，魏江年又去过市场，也去过吴子明家。他并没怀疑到吴子明是犯罪嫌疑人，但按照普摸要求，凡外来人口，应该情况清楚。但这两次他仍未和吴子明见上面。
9月正日，石河子公安局开会，明确由莫索湾垦区公安局负责莫索湾和新湖农场的摸排工作。
9月2日，魏江年带领侦察员许斌、高卫华，在市场上找到吴子兵，寻问吴子明和那两个北京人的居住地址。吴子兵说，他也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他们可能已经走了。当天下午，魏江年在市场上打听到租房者是刘秀芬，找到刘秀芬后，刘说：“吴子明住的是我家房子，和他一起住的有个北京人和一个女的，一星期前，他们已经走了。”魏江年记下她家房子的门牌号码。
9月3日上午，魏江年接受局里命令去抓逃，下午返回局里。
这时天池无名产的照片已经发下来。魏江年打算转天到那所租住的房子去看一看，同时，携带上照片，让吴子明的堂弟和吴父做一下辨认。
9月4日，石河子公安局龚兴言大队长来到147团，两方面的线索碰到了一起。
二、龚兴言顺蔓摸瓜
龚兴言接受了任务，也接受了杨厅长、晓辉处长和张万顺局长的嘱托，立即开始行动。9月4日，他带领侦察员曾广宇和祁军强，在棉花地找到廉常保。廉支队长说：“这个情况是军需股长张新民反映的，张新民到下野地监狱检查工作去了。”龚兴言说：“请你打个电话，请他立刻返回来。”
张股长回到石河子，龚兴言从他那里了解到，反映情况的是退役武警刘保富，他现在在石河子家电城工作。
龚兴言、曾广宇立刻驱车来到家电城，访问刘保富。
因时间紧迫，龚兴言把他请上汽车，在车厢里谈了有人向他要子弹的情况。
龚兴言问：“今年7月，有没有你看押过的犯人来找你？”
刘保富说；“有。一个叫白宝山，另一个我不记得叫什么名字了，他们两个来找过我。”
龚兴言问；“他们在什么地方找的你？”
刘保富说：“在我家。”
龚兴言问：“以前他们去过你家吗？”
刘保富说：“没有。”
龚兴言问：“他们怎么找到你家的？”
刘保富说；“是韦新（化名）告诉他们我家的地址。韦新以前也在新安监狱服刑，已刑满释放，是石河子人，现在在百货大楼门前摆摊。”
龚兴言问；“白宝山来找你干什么？”
刘保富说：“他找我要子弹。我问他要子弹干什么？他说他北京老家的野猪多，要子弹回去打野猪。我想北京那边哪有野猪？我没给他。”
龚兴言问：“韦新认不认识和白宝山一起来的那个人？”
刘保富说；“认识，他们在一起服过刑。”
情况已经够清楚了，龚兴言告别刘保富，驱车离开家电城，立刻来到百货大楼。他和曾广宇、祁军强一个摊位一个摊位地寻找，还算顺利，很快找到了韦新。
龚兴言在他的摊点上进行了调查询问。
韦新27岁，1991年因盗窃被判刑2年。
龚兴言问；“7月份，你是不是介绍别人找过刘保富？”
韦新说：“有过，是跟我一起在新安监狱服刑的白宝山、吴子明，他们来找我，问我刘保富的地址，我告诉了他们。白宝山是北京人，吴子明是147团的人。”
龚兴言：“他们是怎样找到你的？”
韦新说：“我们是偶然遇到的。那天，白宝山和吴子明带着一个女的，那个女的在我摊上买发卡，白宝山和吴子明在后边站着，我一看这不是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