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捷c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来交错，这既减少了修建立交桥高架桥的钢筋水泥成本，又极大化开拓了实用空间，最重要的是，那个惊艳无比的外太空美女要不是因为这种“隐形立交桥”，就不可能一跃而跳入男主角的空中计程车顶上，从而拯救地球拯救全人类。
其实美国人是在装潇洒扮浪漫，他们也没有办法清除症结，否则也不会有这样一个关于“立交桥”的疯狂设计了：一个道路专家兼漫画家给美国的大报投稿，他说只有一种办法可以彻底解决立交桥堵车问题——他画了一个类似中国老百姓夏天用的蚊香形状的模型，路面呈陀螺状盘旋而上，在任何需要的方向都有出口，绝不会有红绿灯，绝不会有错车的可能。问题在于，这个立交桥的长度实在太漫长了，从路东到路西直线距离不过一百米，但这种盘香式立交桥将走上二千米以上……费油不说了，而且上去桥面后绝对晕菜，举例：如你买了家具要从锣锅巷到陈麻婆吃饭，很有可能绕到饿休克也只到达欧典家具门口，或者没发现出口，一脚油门一去已经开到了驷马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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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多闷有多闷（1）
晋代有个诗人叫王徽之，那天他突然心血来潮，说：“我要去看我的老朋友戴逵。”他离戴逵家的距离大概有几百里，那时候又没有高速路可走，所以他花了七八天才到达。据不完全统计，路上吟诗一百六十四首，捻断胡须七十二根。诗人通常是神经质的，雅士通常是有怪癖的。当王徽之到达老朋友门前时，他突然对书童说：“回去。”书童不解：“已至此，何以回去？”王徽之说：“我思念老友，如今已尽兴，何必亲见一面，可以尽兴而返了！”成语“尽兴而返”从此而得。
这是一个非常古怪的故事，但是一直以来被那些自恃高雅的人们当成格调之典。我读大学那会儿，老师就用什么“见是缘，不见亦是缘”，什么“高山流水，后会有期”来陶冶我们的情c，而我在文学鉴赏课的随课考试卷子上这样答题：“丫要么脑子进水，要么n急，驾一p遁跑路了。”结果当然很悲惨，我不仅得了零分，而且气得前列腺炎复发的老教授告到系主任那里，说我境界低下，难为人师（我读的是师范大学）。
我得承认，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被这个问题所折磨，不仅是因为我给系办公室写的那一叠检查，而且因为我不明白人类究竟应该保持什么样的居住关系。“同居一城，老死不相往来”是一种居住悲哀，而天天串门访友又太累了，人类就像豪猪，近了会扎得r痛，远了会很寒冷。人类注定是一种群居动物，孤独是我们精神世界最大的敌人，所以城市才会产生，所以无数的小区、社区才会被建设。前两天有个房地产老板找我出主意，他宣称他将建造一种真正高尚的别墅群，“幽静！间距大！你根本看不到邻居家，就算在家里开party也没有人找小区保安投诉你”。我看着他说：“那就算家里发生凶杀案也没有人知道，直到变成木乃伊。”
上海有个单价超过四万元的地产项目，口号就是“旁若无人”！它牛的地方是，如果你在自家任何一个角度不小心看到了邻居家的一抹影子，房产商会马上在那个角落种上几棵价逾十万元的参天古树挡住。我有个做it业做得精神崩溃的朋友准备在那里置业，他两眼放光地说：“这才真正像个人一样生活啊。”人如果没有邻里做伴、没有隔壁突然发出的少许代表人气的噪音、没有生活中那些j零狗碎的烦事儿，就一定会变态。这是我的理论，特别因世青赛在荷兰的乌德勒支生活了二十天后，我觉得这简直是真理。
乌德勒支是荷兰第三大城市，但估计也就北京朝阳区那么大。在这个宁静得吓人的小城，每天我们一干中国记者的生活被迫很有规律——早餐，采访，午餐，晚餐，睡觉。如果一定要描写更多的细节，那就是没事儿的时候在城市的街道上走。荷兰的阳光很灿烂，我们经常呆呆地看着阳光把我们的身影拖得长长的，或者把荷兰人高大的身影压得短短的。荷兰更靠近北极，加上实行了夏时制，所以白天无比之长，早上不到八点天就亮了，晚上一直到十一点天才黑尽，在这样漫长的白昼里生活其实很恐怖，因为你基本上无事可干。每天我们走在这座城市的街道上就会偷偷观看道路两边的民宅（荷兰人喜欢阳光，所以很少有人家用窗帘把窗户挡得严严实实的），发现他们要多闷有多闷，有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有在电脑前查股市行情的，有夫妻俩对坐餐桌两侧无语凝滞的；在我们每天经过的有一家更绝，那主妇每次都在拖地板，像和地板有仇似的用劲地拖！但我们没有一次看见有人在与朋友们聚会，荷兰人民像生活在各自的试管里被孤独浸泡的婴儿。
其实我想说的是，以我这么多年的观察，外国人比中国人活得郁闷多了，特别比起斗地主、诈金花、泡空瓶子、打麻将等，每年玩法都推陈出新的成都人，他们几乎就像住在监狱里。荷兰是欧洲较开放的国家，但由于教育程度和历史原因，他们很少与朋友们在一起，好不容易聚一次就当是特别重大的事，提前两周预约不说，见面时候那种做作劲让人受不了。“噢！亲爱的，上帝保佑你，你看上去好极了。”“哇，这样的聚会真让我终生难忘，我会把这张合影寄给我的妈妈”——你瞧，都是闷出来的毛病！
我们的房地产商和设计师们有责任让我们像真正的群居动物一样生活，而不是泡在各自试管里的孤独婴儿。现在的不良倾向是，越号称高尚的住宅就越自觉不自觉地在制造冷漠和距离，恨不得把人与人隔出八百里，彼此用古代的烽火来联络。幸好咱们国家人多地少，否则越有钱的人就会越“变态”了。
比如我那it哥们现在添了一毛病——他的耳朵可以支楞着动起来，据说是因太盼望有朋友来访，门口稍有风吹草动便竖起耳朵。那天路过上海去他那单价四万的豪宅做客，他无比激动顺便还表演了他的绝技，我冷冷地说：“这可是返祖现象，你本来要‘像人一样地生活’，一不小心却像狗一样地存在了。”哥们没有气得打我，却伤感得一把抱住我，“知我者，鹏哥啊。这几个月，我简直就像生活在聊斋故事里一样冷清啊。”
要多闷有多闷（2）
只要是人，就应该住得有人味。特别是中国人，几千年来都熙熙攘攘惯了，何必学什么格调呢？除非你不想像人一样活着，即使神仙如逍遥子和李秋水那样，天天在巧夺天工的无量山d练剑谷里猫着，但最后也弄得反目成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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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多烦有多烦
小时候住大杂院，一家吃回锅r全院都闻得到香，这一方面是因为那时猪们并不用添加剂属于自然生长，另一方面在于居住的关系实在紧密。我们院的“胖虾”最爱做的一件事就是，每当哪家吃回锅r，他就端着碗踱到哪家去，顺手夹一片，顺手夹两片，弄得家家都烦他。
我家隔壁一度住着一位曹娘，60多岁了，平生有两大爱好，一是吃核桃，再就是半夜起夜坐马桶——这两件事又常常纠缠在一起，构成我在大杂院居住的深刻记忆。不知为什么她总是喜欢把装核桃的口袋放在马桶盖上，起夜的时候就先把核桃口袋拿开再蹲点。但有一夜悲剧发生，曹娘可能忘了自己的老习惯，或者一时手滑，全院只听得“哗啦啦”一阵狂响，然后曹娘大呼救命，原来她没有把核桃挪到位就蹲点，人踩到核桃上摔了好大一个跟头。
钟三伯是我们的远亲，由于旧社会时他是成都的侦缉队长，所以自然在新社会就被打倒并踏上一只脚。有一天他奉命在屋子里学习革命文件改造思想，反复念“打倒刘少奇，保卫毛主席”，由于合辙押韵的原因吧，但也可能精神太紧张，他居然把这句话念反了。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这是可以直接枪毙了的。等我们再见到他时，他的脑袋被打得很像一只大菠萝。
上述三个大杂院的故事都是真实的，总结其原因，就是因为人的居住关系太紧密，人们都住在一个互相可以清晰听到p臭的院子里，所以钟三伯怎能不被人听见念了反动口号。
虽然上一期我写了“要多闷有多闷”，力举人居关系冷漠的悲哀；但说句实话我很矛盾，要是人们居住关系太紧密是更大的悲哀，你没有隐私没有尊严也不可能有个人的生活习惯，因为在一个透明的环境里，个人习惯将被无情同化。包括做a。
作家张贤亮写了很多在那个时代的性a与情爱故事，有的写得比较残忍，有的写得比较美；但统统不够幽默，他没有从人的居住关系来诠注人类精神世界，这可能与那时作家并未碰上大房地产时代有关吧。前苏联有个故事是这样的：作曲家被下放到西伯利亚农场改造，由于他并不属于被镇压的对象，所以还被保留着正常的探亲的权利和生活的基本乐趣，有一天他老婆来看望他，小别胜新婚，自然要做点那事情。但在一个人人监视人人的时代，那个事情是不能被张扬的，怎么办，两口子就边做边喊口号以遮蔽视听，“斯大林同志万岁！伏拉基米尔万岁！英勇的红军战士万岁！啊，啊，啊，啊！”喊到高c时刻时，人们当然会觉得两口子声音不对劲，因为那种强弩之末崩溃之极的声音生理正常的人都听过而且都喊过……但在那样一个时代，农场的人们又不敢说，于是纷纷都夸他们两口子思想真进步，对领袖真忠诚。
我说了，人类居住的情形和豪猪类似，远了太寒冷，近了刺扎得r疼。这个度实在太难以掌握了，总体说来，这将和具体居住者的个性有关。比如说你是芙蓉姐姐，那你太适合住大杂院了，你将有机会每天在大院里真人直播自己的生活细节和隐私，活蹦乱跳的做国色天香s状；如果你是诗人海子，那你只适合住在昌平某仓库改装的房子里，最后孤独地死去。但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凡人，住的地方很难由己愿，都被开发商忽悠着过日子。
我相当不同意“中海名城”的格局，这个外表清新动人的楼盘有两处致命伤，一是日后交通会异常堵塞，二是它几乎就是一个大杂院，上千户人家挤在一个没有隔断的院子里，总有一天它会成为我们小时候大杂院的翻版，特别适合老百姓晚饭后穿着拖鞋剔着牙花出来东家长西家短的，说：“哎呀，昨天晚上我听到陈二娘家又打架了，连茶几都整翻了”，等等。
在这一点上，“置信丽都”就相当人性化，它把整个小区分隔成四个彼此独立的区域，每个区域不超过四幢楼，这有效制止了人流如织的可怕情形；但丽都也有一个败笔，它的c区搞了一个所谓“空中花园”，说穿了就是每家有一个硕大阳台可以种花养鱼，一度让有拨特希望回归大自然的家伙心仪。但问题是，要养花种可以买别墅，不济也可以买底楼，为什么要搞得11层楼层层都像苗圃专业户，充斥着复合式肥料的臭味不说，还特招蚊子。这种设计违背了阳台的初衷，阳台是用来采拮阳光的，不是用来搞蚊蝇天堂的。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我要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海子有那么美好的理想，但遭遇了那么糟糕的现实。现实是，房产商要么在真空中把你弄得很孤独，要么在人潮里把你弄得很烦躁，你就想像豪猪那样寻找一个合适的距离都不行。
来个“自然醒”
总体说来，人的生活质量是越来越差了。人在刚刚从树枝上下来时，直立着双腿，屈伸着前臂，想吃果子吃果子，想在草地上打个滚就打个滚，两眼澄明无邪，遇到路过的母类人猿就欣喜若狂，鼻翼微歙，情商较高的兴许还噙着双指打个唿哨。
最关键的，那时候人（猿）们有很多的“自然醒”，除非遇上猛兽来犯，他们都可以一觉睡到大中午，两眼睁开时就是花香鸟语，没有心事，没有官司，没有同事之间的猜忌和老板的欺轧，当然也不会有每个月烦人的按揭款子。所以我认为科技进步的功德没有人类想象的那样伟大，我曾经的朋友兼优秀的乐评人张晓舟就有句名言：“科技让我很麻烦”，科学技术可以让我们拥有3g手机、拥有航天飞机、拥有网络迅驰，这一点很牛，但也很，的是我们没有因为这些科技成果而心情舒畅，反而沉重烦躁无比。比如说远古时代的人类就没有像我这样每周一早晨为交居周刊的专栏而突然惊醒的，编辑高燕总在电话里语重心长地对睡眼惺忪的我说：“为了广大购房者，你少睡会儿嘛”，其实我知道，广大购房者并不那么待见李承鹏，我们唯一的共同追求可能就是能够经常来个“自然醒”。
我来解释一下所谓“自然醒”，它是作为动物最天然的权利，但成为现代人类后被无情剥夺了。比如说我的朋友，居周刊的策划者老朱，作为滚滚红尘中一粒沽名钓誉的分子，每天早上都是被一阵疯狂的电话铃惊醒的，要么是上司的责骂，要么是下级的求助，要么是银行的催款，要么是女儿的老师要他去趟学校，有一次甚至是“芙蓉姐姐后援团”邀请他去参加网络答辩……老朱很可怜，这个当年有一把齐秦式长发的男人，现在每天起床都会在枕头上发现一大把头发横陈得怵目惊心，然后抹很多的摩斯水在越来越秃的头顶上假装很精神的样子再战红尘。
在现代居住中，更多的是挑剔住房的硬件，但很少重视精神领域的品质，作为住房，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能让你睡个好觉，安稳、祥和、不要因工地上野蛮的卡车或邻居家婆媳纠纷而醒来。昨天和陈家刚先生吃饭时谈到一个话题是关于卧室尺寸的：不能太小，太小就会让你感觉像住鸟笼，醒来后压抑的感觉十分的不好；也不能太大，现在有些暴发户以为大卧室代表着身份，但就连刘晓庆阿姨都说过：“吃不过三顿，睡不过三尺”，太大的卧室很空旷，作为x居动物的传人，醒来后会有被遗弃在荒野的印象，很恐慌，非常不利于“自然醒”。这一点法国人最好，他们把卧室分为四大块，睡眠区、梳妆区（衣帽间）、洗浴区、入厕区。睡眠区只占整个卧室的三分之一强面积，而且不能超过二十五平米。所以法王与蓬皮杜夫人的很多浪漫故事也就顺利发生了，要是在中国式卧室里，只适合发生“大红灯笼高高挂”式的凶杀案。
睡觉本来是补充体力、调整思路、忘掉烦恼的地方，现在却成为让你做恶梦的地方，至少早上在起床时就像受过一次刑，再睡三分钟，再睡五分钟，再睡到下一个电话响起，当你与床铺讨价还价时，起还是不起，这真他妈是个问题。
人民有“自然醒”的权利，但开发商总是从利益最大化来考虑，所以现在所谓“大盘”越来越多，恨不得一个楼盘就装进去二万人住，那天我给住在“中海名城”的哥们说“这个小区太大太杂了”，但哥们还年轻，他现在需要的不是优质的睡眠而是激越的活动，所以他说“我就喜欢这样的大型区域”。乖乖，在国外，这样宏大的社区极为罕见，因为国外开发商较有人性，他们怕这样的社区容易引发邻里官司，同时也认为自己的主业并不是生产罐头。
理想主义的境界很难实现，但像柳永柳三变那样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也不错，因为这至少符合人的真性情；而诗人海子的“早晨是一只花鹿，踩到我额上……世界多么好”则是很远古情怀的意境，但可惜的是，现在我们醒来不是抚到一只可爱的花鹿睁大眼睛傻乎乎看着你，而是惊慌失措地在枕头下抓找该死的手机，以查看未接电话和短信息。
人生真的很无助，区区一个“自然醒”，竟如此难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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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地铁，剧情需要
演《巴黎，最后一班地铁》时，我还小，所以只记得好像是一个女人在最后一班地铁等待一个男人，最后等没等到我记不清，只记得那种等得海枯石烂的感觉很s情，我们班那些胸部开始微微隆起天天抄看琼瑶、席慕容的女生们，从影院出来时纷纷眼睛红红，像一只只小白兔。
上演吕克·贝松的《地铁》时，我正过着暗无天日的加班的日子，每天穿梭于北京苹果园至石景山的地铁干线中，只能遥想品味大师导演的作品然后继续像一个农民工般苦苦挣扎；还有《黑客帝国》，也有地铁，不过我必须承认我没看懂，只是觉得电影里“从此站到彼站”的演绎有违我们中学物理老师教给我们的时空道理。
无论如何，地铁是如此的让我认为它是生活的一种标准，一种很文艺的标准，一种很白领的标准，如果说“小姐出的汗是香的，焦大的汗是臭的”，那么挤公交车的汗是臭的，坐地铁出的汗是香的，地铁，也是一种阶级了。
所以，虽然我和“老朱”间存在若干严重分歧，但在地铁这个问题上却是惊人吻合的，那天“老朱”目光怔怔地看着《成都晚报》某版，声情并茂地说：想不到我老朱也有今天。老朱以为，作为一个成都人，平生所恨就是常居地没有一条地铁线，这让他在上海丈母娘那里很没有面子，丈母娘每次到成都就会说：我姑娘跟着你算是受尽苦头了。没有地铁，成都只不过是西南最大的一个县城；有了地铁，老朱就可以不让丈母娘她姑娘饱受公车之苦。老朱谋划，在2010年成都首条地铁线开通之时，他将在消除阶级自卑感的前提下邀请丈娘坐上一整天，并铺红地毯。
地铁很文艺。前几天我去韩国采访东亚四强赛，每天坐着地铁前往赛场和驻地，每天都幻想着《我的野蛮女友》的情景出现，突然出现一个寻死觅活的全智贤，我会义不容辞地冲上去把她从地铁的死亡线上拉回来，再展开一场极其重要的感情——当然实际情况远没有那么浪漫，反而是那天我想着全美人，把站坐过了足有七个之多，幸亏一个会说几句汉语但长相很芙蓉姐姐的韩国女人的指点，我才能从一条流浪狗的状态把稿按时发回报社。
总之，我不愿从什么投资、商业角度来歌颂“地铁一号”的即将诞生，因为商海波谲云诡，十年八年之后的事情多么地不靠谱；我只愿从比较文艺比较生活的角度来预测，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冷气充足的前提下不再嗅到突然窜来的莫名气味，比如说我们可以穿着正装去上班而且不用担心衣服被挤得皱褶不堪，比如说我们可以好整以暇装作看报但决不会让任何一个白领丽人逃过法眼，更比如说，那种心照不宣、适度冷漠的乘车感足以让你领悟几分《2046》的空灵境界，至少是假装领悟。
地铁是如此容易产生故事，很难统计出到底有多少影视作品中动用过地铁这个故事道具了，我总结原因如下：一、地铁很洁净，你很难想象在成都第53路公交车上会发生什么淡蓝色的故事，中国的公交车只适合发生秋菊打官司或“反扒高手”这样的影视剧；二、地铁上没有野蛮驾驶的司机和粗俗不堪的女售票员，不会因为出现擦挂事件让我们被迫全体下车，或者一边给“超女”发着声援短信一边回头骂：“你娃弯脚杆嗦”；三、地铁铁玻璃窗的高反光度，足以让你看清每一个上车的年轻女性的粉底，你不用无礼地正面交锋就可以清晰观瞻，每个人其实变成了玻璃瓶里那条鱼儿。
当然最重要的是它可以产生出那种“失之交臂”的破碎虚空，无论是韩剧里《触不到的情人》，还是港片的《向左走，向右走》，甚至连内地的《开往春天里的地铁》，都会让我们因秒的错失而耽误姻缘（当然因剧情需要只是暂时），电气门一开一关之间，弄得很百转千回的滋味；不像公车、出租车、自行车，你跑八里地之外了也可以在拥堵的地面把你截获，吼：“你娃刚才少找我钱！”……
所以，我不觉得成都地铁一号工程的到来是一次交通的的改善，它其实是一次人民群众文艺生活的丰富，不要给我说成都的地下水不容易对付，不要给我说我们脚下的土质疏松，号称“娱乐第一城”的成都最适合拥有地铁，剧情太需要了！
所以，我真的很建议为此来一个关于地铁的文艺广告片，请王家卫先生来拍（这东西一定不要张艺谋那陕北娃弄），清一色的成都超女清丽可人站在站台黄线后，齐唱：“超级地铁，想坐就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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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的表情（1）
北京人和上海人见面互吹牛，最后就吹到各自的地铁，北京人说：“咱北京地铁那人叫多啊，你猜怎么着？那天我媳妇儿下班遇上地铁高峰，生生把怀了四个月的孩子给挤没了”，上海人一听急了，说；“阿拉上海的地铁人才多，那天我太太也遇上下班高峰，人挤人啊，竟让我媳妇儿给怀孕了”。
其实这两个人一个都没去过纽约，要是这段子放到纽约就应该是，“那天妻子遇上地铁高峰期，上帝啊，竟怀了一对双胞胎，而且是一黑一白”。
看过《纽约大劫案》的人都知道，纽约的地铁在上下班高峰期完全像地狱，当然“大都会”的人民素质高，必不至于真的就怀上双胞胎，但外乡人初乘纽约地铁，肯定会迷路，会有种被人流碾碎的恐惧。1999年美国女足世界杯时，我们在纽约盘桓了几天，为防患于未然常常三人以上出行且带好详细地铁图，不幸偶尔还是有整编制的同行短期失踪，不仅因为分不清“一号线”与“二号线”区别在哪，而且还常常坐错方向。那时候出国是件稀罕事，中国记者基本上像农民。
美国人有钱，地铁普遍建造宏大，但比起俄罗斯就小巫见大巫了。俄罗斯这个国家什么都追求巨大，不仅男人女人、街道建筑，飞机武器大，地铁也很大，这和当初他们泛军事化的思想有关。比如莫斯科，伟大的斯大林同志就命令“要让地铁站里能屯兵五百万，能停泊飞机、坦克、装甲车兵团，要让纳粹们被我们的城下之城击溃”，所以下到莫斯科地铁站里你会有种震撼感——很多站台的宽度足以踢足球比赛，穹顶高度完全可以打橄榄球，那些支撑柱们直径大多有两三米，且清一色的用花岗石中间嵌着钢筋。置身其中，你不觉着是在坐地铁回家，而是在星球大战某一艘巨型航母的肚子里飞向冥王星。
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掐了很多年，地铁也参与对抗，比如说前苏联就立志把地铁造成很军事意义的防空d兼“地下反击大本营”，防毒气、防原子幅s、兵营、地下导弹发s井等等；而美国人电气化程度高，亚特兰大的地铁直通机场，几分钟就可以搞定一次集团兵力重署，而且全电脑监控。
地铁是有表情的，在不同的国家乘坐地铁的人表情不一。美国人行色匆匆，每个人就像是洪流中的一颗奋不顾身的小水滴，冲向下一次华尔街股市狂潮；俄罗斯人则队列整齐，他们不是上班打卡或下班回家，而是像哥萨克一样前往郊外去和德国鬼子决斗。即使前苏联解体后遇到经济、政治大危机时，这种纪律性也没有涣散，我曾在世纪之交时去过俄罗斯，正赶上叶利钦下课，虽然全俄罗斯都人心惶惶且衣食不保，一半家庭没钱购买圣诞节用的小树苗，但没有人在地铁站里撒野，有趣的是连醉鬼们也沿着石柱子很整齐地坐着作排队状。“俄罗斯之所以饱经沧桑却不崩溃，大饥荒也没有人上街抢粮食，就是因为他们自小受到良好教育，懂得秩序对人民自我的保护作用”，这是白宫国际时事观察家们的评语。
作为老牌的帝国主义，现代工业革命的起源地，英国的地铁可以说是最发达的。伦敦几乎有十五个成都那么大，但因其高度私有化，没能像中国城市那样把街道修得宽大阔绰，一根根像羊肠小道，所以地铁成为避免交通瘫痪的唯一办法；另外由于伦敦出租车太贵，你胆敢打一个月的，就完全可以拿这钱去买一辆新车，所以坐地铁是城市居民的首选，很多大富翁也是坐地铁上下班。
英国人的保守和规矩在地铁站里凸现无遗。在伦敦，你可以发现所有的扶手式电梯都有一个现象，乘坐电梯的人都站在左手边，为什么？把右手边让给有急事需要赶路的人，不像在中国，老百姓们生怕把电梯坐坏一样都不敢拾级而上，而且也不会给后面的人让条通道出来。对了，在我所坐过的所有地铁中，只有在伦敦没有看到过有人从电子检票口逃票，行动狼狈地在铁转柄上跳进跳出。但韩国人会，美国人也会。
德国人太严肃，地铁上不仅没有可能发生像《我的野蛮女友》那种情调，连说话的人几乎也没有，目光不小心互相接触到马上会像被烫着一样闪开，然后各自又像哲学家般作苦苦思考状。不过德国人很节约，知道地铁就是一代步工具而不是什么政绩工程，前些年中国人请德国人设计地铁，发现德国设计师在每个地铁出口处都弄了一个拐弯，不解，觉着很不好看，否掉。结果后来才知道德国人这个“拐弯”独具匠心，因为它可以非常有效地阻止地铁站内能量的消耗，特别是冬天和夏天，这两季省出的一大笔钱就可以支付半年地铁维修费。
总而言之，我发觉地铁这东西绝对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城市文化、历史的生动表情。东京很冷漠，雅典很生硬，北京很嘈杂，上海很势利，成都未来的地铁是什么表情？我现在说不上来，但我总害怕传统深厚的成都人民会把火锅搬到地铁站里，那样就大大的不妙，如果你认为我在危言耸听，那我告诉你，前两天我就在成都的下穿式隧道里看到叫卖“白麻糖”的呵，敲得叮叮当当的很搞笑。
地铁的表情（2）
不过在成都这样一个极端休闲的城市，什么“国际化”都会被强大的势力“本土化”掉，按照“复合式经营”的模式，未来成都地铁站内难免不会出现“足浴”之类的店铺，我的理由是，香港机场都出现了“每钟八十港币”的足浴房，所以当成都地铁内突然挂出了“富侨”的招牌时，你千万不要吃惊，如有时间，进去理一理脚筋也不错。
你往那里逃？
可能是中国最牛的体育经纪人“棋哥”给我打电话，用足以感动苍生的语气说：“狼来了，这次狼真的来了——大青山。”狼来了是好事，按《狼图腾》的说法：狼的回归意味着生态的平衡，意味着草原的复苏，狼可以控制已被商业驱使得泛滥成灾的羊群，狼也是草原天敌獭鼠的克星。总之，狼——是草原郁郁葱葱的前提。
我正处在对中国足球无比郁闷的时候，三十过六的我正遭遇生活中上不接天、下不沾地的尴尬，所以我欣喜若狂地逃了过去，想借首届中国汽车越野赛的机会逃到草原，以“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大草原做一次心理按摩，为下一部新书做准备。这是一段充满历史荣耀的路程，二千年前，大青山下，河套地区——我可以顺着龙城飞将李广那一箭划过风流的轨迹，遥想着卫青十万铁骑怎样踏破胡虏的营幔，追思着霍去病宜将余勇追穷寇，当然还有成吉思汗的丰功伟绩，以至于动身前就想好了一个标题：20个世纪在山头注视着你，冲！
“自己是自己最大的骗子”，这是我草原之行得出的语录，人总是生活在自己给自己营造的骗局中，乐此不疲或追悔莫及。那天早上我从蒙古包里走出来，正当我企图迎面碰上一头天真的小白羊、抱着它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打个可爱的滚儿时，不幸地发现，呈现在我眼前的所谓鄂尔多斯大草原已经满目疮痍——沙漠化很严重，草原像长了癞疤的皮肤，城里人对涮羊r的需求和对羊绒衫的酷爱，使羊群无止境地增长并每天都在破坏草根，为了刺激生产，“包产到户”在草原成为“包原到户”，政府用铁丝网把整个草原隔成成千上万块，你本来想高唱着“高高的大青山，我在这里放过牛和羊”，一路策马扬鞭奔向天边，但是三五分钟就会迎面碰上冷漠无情的铁丝网提醒你“私人牧区，禁止入内”。一切和《狼图腾》里说的一样。
现在的草原和城市没什么两样，牧民们开着吉普车、骑着摩托车放牧，年轻小伙叼着烟卷喝着可乐还哼着黄品源的《小薇》，一脸麻木地看着曾在祖辈心中视为财宝的牛羊们。那天晚上当地政府给我们开了个篝火晚会，不仅没有人会唱“蒙古长调”，也没有人会拉马头琴，因为已属凤毛麟角的民俗艺人们只能在城里的五星级大酒店才能看到，最绝的是，当音乐响起，中间居然出现些港台流行歌曲，而且蒙古青年们大多穿着“阿迪”“耐克”的运动鞋……跳的不是蒙古舞，而是迪斯科。
沁格里老爹悲伤地告诉我：“今年没下什么雨啊，西边那片草原一场雨都没有下，整群整群的羊儿被处理掉，用冲锋枪打死，因为养不活啊。”
我的哥们彭红军是《东方时空》的头牌记录片摄影师，他在巨片《沙尘暴》里这样设计了开头解说词——“沙尘暴是不可制服的”，吓了领导一跳，头头们思忖很久，才播出。
真的，人类逃无可逃，本来想在大草原上吸一口沾着露水的空气，一路奔向天边，但天堂只现于腾格尔的歌声中。很有意思的是，为了吸引游客，牧区仿造当年成吉思汗的行营修建了大片的“蒙古大营”，远看很壮观，走近才知道，所有蒙古包都是水泥现浇的，里边铺着“强化木地板”，备有劣质瓷砖的卫生间，热水时灵时不灵。
现在很多城市都在创建“花园城市”，我认为这很好，但同时认为这很无奈，因为人类干的事情其实就是——先把本来好好的大自然弄得乱七八糟建成所谓的城市，然后做幡然醒悟状，在被自己弄得乱七八糟的城市里重新种些树、铺些草，以示“我们也花园了”。但真正的生态不是你种几棵树就行了，不是每家在阳台上煞有介事地摆些可怜巴巴的盆景，而在于人的内心是否真的属于大自然。
但这样的想法实属幼稚，人们还是喜欢把大部分的地方弄得乱七八糟，然后在小部分的地方种些盆景——最后自己也成为一个盆景，活得还挺美。我临离开草原时，发现牧区正在调动人力干一件事情，就是把东边一大片草地挖掉，铺上水泥，镶上石子，修“牧家乐”第二期工程。总有一天，人类会像施瓦辛格演的那部片子，地球如火星一样，连空气都要靠定量出售，只能像呆鸟样关在屋子里被某个托拉斯野心家控制，由于空气不足，人都长得怪模怪样的，有的妇女甚至长了三个茹房。
这篇文章写得和“居周刊”不太对题，它更像一篇郁闷的游记，但我必须写出来，不仅为了那些水泥现浇的所谓“蒙古包”，也是因为我昨天回来时在飞机上看了一则整版广告，“xx独幢别墅，真正逃向自然”，靠！我刚从自然逃回来，你还往那里逃？还是当那盆可怜的盆景吧。
刚刚核实的一个消息是：棋哥所谓的“狼回来了”水分很大，其实狼只是回到了边境线上就驻足不前，因为环境太恶劣，狼们还在痴痴地等，有个头狼那天等得不耐烦往里面刚走了几步，结果被边防军的冲锋枪精准地点s死。
镀金时代，有钱就上（1）
雅的故事是：明朝有个皇帝，十分的有趣，他放着皇帝不当却喜欢当将军，所以他一高兴了或者一不高兴了就要策封自己个名头，比如说“神武大将军”，比如说“讨西大元帅”，天长日久他的名头实在多得和牦牛身上的毛一样。那时候出征之时都要先做些祭祀，并一一由太监念出各主将的名头，念到皇上时，简直就像在念一篇冗长的八股文，天色将晚才搞定。
俗的故事是：前些年我在双流碰见一企业家，据说在县里边很有头有脸，递过一张硕大的名片来把我吓得半死，因为他老人家从“四川企业家联合会”到“成都商会”的理事、名誉主席到“十大有贡献”“十大有追求”青中年（其实他那样子和青年没什么关系）一应俱全外，还有什么“花石研究会”甚至“川西文史爱好研究协会”都尽在其上。
那张硕大的名片最后，估计是还有很多振聋发聩的金光闪闪的名头和奖项未及刊登，所以用烫金手法打了一串省略号。
其实那个皇帝很快就被敌人在战斗中包围了，其实那个企业家很快就倒闭了。这就是历史，或者叫生活。
中国人很喜欢用一些虚无飘渺的金字招牌来增添信心，我们小时候大多干过这样的事情：在自家墙壁上张挂很多奖状，是三好学生的挂“三好学生”，不是三好学生的就挂“创三好积极分子”，作文写得好的就挂“锦水杯作文比赛第x名”，作文不好的就挂“记一件小事——校园新风貌日记优秀奖”，我干的最不光明的事情是：把校长不小心写得很隽细的“二”等奖字眼，用粗粗的毛笔加粗加重，回家骗老妈这是一等奖，老妈奖励我十块钱，我再把它交给班委会，并且凭这笔当时算是不小的一笔款子又招得了一个小奖状。
奖状和名头对中国人实在重要，但也分两种，一种是为了满足一下自尊心，它不戕害人至多是戕害一下自己，比如说如李承鹏之流故做拾金不昧以套得奖状；另一种就很恶劣，明朝那皇帝好大喜功，最后让千百万百姓居无可居流离失所，可恶。
我发现一个房地产的规律，每年的年底都会迎来一个奖状泛滥的高c，大概是因为春夏秋三季主要以修房子和卖房子所忙，过了秋季“房交会”后无事可干，就开始给各路英豪发奖，发完奖后各自套些大光环小光环以利于明年再去修房子卖房子。
不信？你等着，用不了一个月就会有各种炫目的奖项像猛兽般张牙舞爪扑出来，在媒体声情并茂的宣传下，一个个“十大绿色工程奖”，“三十大最接近自然奖”，“全国i服了you百强”将做搔首弄姿状矗立在各报各电视台的红地毯上。
我曾经说过，专家是拿来折磨人民的，而李承鹏是拿来折磨专家的。我现在还要说一句更反动的话，有些媒体是把商人制造成“神话”的，李承鹏则是把商人弄成“神经”的！千万不要相信那些“三十强金设计奖”或者“五十强金建筑奖”，其实那些奖项是可以从“三十”直到“三百”任意数字上发奖的，只看到底拉了多少赞助。我说了，下一次我将颁发一个“一千零一yqjs奖”，yqjs？就是“有钱就上”！
中国影视界经常评些“金j”“百花”“飞天”之类的奖来，弄得和好莱坞一样事事儿的，好像历史就被他们几个刻在硬盘上了；但说句实话，那些得了奖的片子好多好多我都没有看过，我在想，连我这个没事就窝在家里看碟看电视剧的人都闻所未闻，这些个奖们怎么能代表老百姓的心声？
但房地产界比起影视界更有欺骗性或者说更有强盗性，电影不好看我可以不买票，电视剧不好看我可以马上转台，因为它们都很直观，很容易懂，很容易知道李宇春张靓颖《大长今》就是比《梦想中国》比中央台娱乐频道好看耐看；但房子就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