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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天哪！上帝！”彼得斯呻吟着，那些字眼一个个从他血糊糊的嗓子眼里蹦出来。他翻过身，凉爽的空气送来超度的感觉，他贪婪地呼吸着，可是肺部猛一紧，又只得将其咳了出来。他感觉撕裂的防水服里兜着海水，已淌到下身、四肢和每一个关节，正火燎一般烧灼着皮肤，可是他全身乏力，已没法将其抖掉了。
我的胳膊。怎么动不了？我怎么动不了呢？
他硬是使足了劲儿才动了动胳膊。胳膊上零星挂着橡胶和碎r，正间歇性地抽搐着，他死死地抓住，将其移向自己的身边，然后又抬起来凑到面前，用指头碰了碰本该是右眼的地方，可那儿已经脱落，上面蒙了一层胶质，全是内脏凝冻而成。眼下他还不知道，因为眼部血管破裂，眼神经严重受损，他很快就要双目失明了。彼得斯渐渐失去知觉，却还挣扎着让肺部四周零碎的管壁充氧。此时，他回头看了看那一线树林，想闹明白自己究竟在哪儿。
海变（5）
朦胧之中他猛地一惊，忽然看见就在几英尺远的地方，一位印第安小男孩正蹲在一堆岩石上。在小船熊熊的烈焰映衬下，小孩的皮肤正闪耀着火焰般橘红色的光芒。
彼得斯向小孩眨眨眼，他只有这点劲儿了。
那孩子也向他眨了眨眼。
1
8月8日
北纬50度0分；西经132度0分
太平洋东北海域老爸气象站探测区内
从考察船“埃克塞特”号向地平线望去，不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只是一条线，灰蒙蒙的，没有一点特色。这会儿，船正径直向西巡游，看不见任何陆地。除去浮云聚散，这片景象已有十天没有变了。50度纬线几乎穿越了北太平洋四分之一的水域，在全球海洋流体联合研究计划的研究人员所设计的一张以字母顺序标识的样本坐标表格上，这一纬线被记作“p线”。考察船每年有两次回到这些相同的位置，每次要待上多达五个星期。他们抽查海洋的温度、含盐量、微生物群和微量元素，估测这些有机物和无机物在海里的循环和再循环过程。通过反复认真的观测，一个模型正逐步成形，可以确定海水成分、海洋持续进化的原因，还能对海洋运动做出一些预测。那些相信并意识到考察船不久就会归航的人都知道位于西经150度线末端的p24站，它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老爸”站。
身高刚过六英尺二的威廉？布罗克？加纳早已习惯在每次经过“埃克塞特”号的随便哪一个舱门时稍稍低一下头。他可算是肌r发达，胳膊腿儿壮实得很，走起路来大步流星，虽说沙滩排球赛、临时凑合的篮球赛或者周日早晨的散步他都很少参加，但他天生有股子运动员的劲儿。加纳双眼呈灰色，很亮，有如水晶一般，其神情有时一眨眼的工夫便能由同情转而露出凶相。他长相英俊，五官轮廓分明，清秀，可是有两处不大但十分显眼的缺憾，一是鼻梁稍稍有点歪，另外还有一道小疤划过眉毛，就像个懒散的s。这两处缺憾都是他短暂但令人肃然起敬的美国海军生涯给他留下的纪念，虽说他很早就退役了，那时他的军衔是海军少校。
地点不同，时间变了。但仍在同一片海上。
加纳迈出主控室，向船尾走去，同时瞟了一眼深度计，此处的海深是3520米/11550英尺，差不多正是全球海洋的平均深度。“埃克塞特”号早已穿过了像水底地理圈环裙一样坐落在北美大陆的大陆架，此刻正以13节的速度在离海底两英里的水中巡航，这儿离地表是最近的了。不管什么东西只要扔出舱去，即使做自由落体运动，最多只要一个半小时就能到底。
“埃克塞特”号船尾正中矗立着一根漆成亮黄色的a形大吊臂，船过之处泡沫翻滚，在其后划出一道长长的水痕。那个几乎同样耀眼的庞然大物是身穿橙色防护服的谢尔盖？祖博夫，“埃克塞特”号的研究总管助理。此刻，祖博夫的目光正反复地交叉盯着绞车和缆绳上吊着的一个闪亮的圆球。那圆球直径5英尺，离甲板还有15英尺远，正随着缆绳的收缩轻轻摆动着。这个圆球其实是一台浮游生物自动取样机，是加纳挖空心思设计出来的成果。过去100年，海洋形态学研究也许曾产生过不计其数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取样机”，却只有几种设计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加纳的设计精致而富于个性，但许多人认为即便不是荒唐透顶，起码也不对胃口。剩下的人却认为这是一次革命。加纳第一次带着这台发光的怪物登上“埃克塞特”号时，祖博夫就是后一种观点的支持者。但是经过无数次的调试、线路不停地烧坏，他们绝望甚至诅咒过，因此最初的那种印象就像落潮的海水已经淡淡地给忘记了。祖博夫此刻看护着加纳的发明，就像一位不知疲倦的母亲望着自己聪明却一直体弱多病的孩子。
这个球形装置的下半截由重钛铸成，除了上面一列列的红外线探测器和专门用来计算和辨别微生物自然属地的微焦摄像机外，看起来还算平滑。上下两半球的交接处是一些样本柜的开关，能自动截取部分水流，以备以后分析（从前面看，这些柜门正像一张张开怀大笑的嘴巴和眼睛，发明者这样设计可并不仅仅是出于功能需要）。最后，球的顶部打破了整个的对称关系，就像一束束鲜花，虽说有些难看，中间倒盛满了各种仪器，在这台装置随船通过感光区（即大洋表层阳光能穿透的水域）时，可用以记录温度、气压、光强和传导率。
有人说这台球形装置像颗状态不佳的苏制人造卫星，可加纳却为自己智慧的结晶取了个更响亮的绰号：“美杜莎”球。在科学考察的过程中，“美杜莎”果真名副其实，并非徒有神话之名。头几次用这台仪器取样，简直是一无所获。每次努力失败后，加纳就会把它弄到甲板上的小屋里，仔仔细细地检查它与实验室电脑控制器的每一个接口。祖博夫心里于是只好这样想，仪器就像军队已经换防，一下水就能随船规规矩矩地遨游了。
“美杜莎”真正干活儿的时候——当然只是在状态良好的时侯才这样——必须根据其取样范围、依据准确的参数，在几海里的区域内慢慢随船前行，不管海洋状况是否逆转，可能会影响这种安排，或者仪器本身弱不禁风，就像小孩用纸牌做成的小房子，计划都将如期进行。如果一切正常，“美杜莎”一次出海得到的数据就能超过其他仪器二十余次出海所得到的结果。样本更清晰、更准确，处理起来其效率也会高于迄今生产出来的任何一种别的取样机。不过，只要有什么地方出点小差错，试验就会失败，日程上所排定的整个取样计划就可能被推迟甚至完全取消。
这类科学考察掌握起来很烦琐，“埃克塞特”号上的船员们更是为此大伤脑筋。他们每年有两百天都在海上，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神经过敏、固执己见，而且（通常）还晕船的科学家，也接收了这些科学家那些不堪一击的破设备。对这些习惯了机油和生铁的人来说，他们那些一架架的硼硅玻璃器皿，还有精神分裂电子学什么的，根本就不能博得他们的好感。假如没别的缘故的话，加纳和祖博夫本该有天壤之别，加纳是个科学家，但很像海员，祖博夫是个海员，却很像科学家。
他们在风暴肆虐的甲板上共同度过了无数个夜晚，他们一起捣鼓新玩意儿，想改进“美杜莎”，要不就对着船上走私来的酒那空空的瓶底儿发牢s。他们之间无话不谈。而且，不仅如此，祖博夫摆弄“美杜莎”时总是准确无误，对此，加纳私下里也十分放心，这样他一点儿也不用考虑样本的收集，却可以一心扑在样本的处理上。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国家海洋大气署曾经给加纳拨过一笔研究基金，这笔钱现在大都投到一个由钛和聚氯乙烯做成的大球上了，这个球体装置这会儿正在他们脚下大约两百英尺深的水里遨游着，随着这一切，加纳现在感到心绪平静，但这也只是隐隐约约压住了内心的闲适而已。就祖博夫个人而言，他也知道，实际上只有搜集样本才是他们付出劳动的最好证明。另外，他也时常不客气地提醒加纳，以确认所采集的正确数据本来都是他干的活儿。
红尘难舍（1）
自序
我想谈谈信件，它们在我的生活中有着深远的意义。
四十多年来，我的母亲在给她的父母和朋友的信中，真实地记录了她的生活和我们家庭的经历。我把这上百页的、用打字机打的信件的副本当做母亲留给我和姐姐的最宝贵的遗产，对有幸读到这些信件的别的人来说，它们同样珍贵。母亲的信件——本故事从头到尾都在引用——为这本书的创作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材料。而我父亲在和母亲六年的恋爱期间的信件也同样为这部小说提供了珍贵的素材——这些信件包括绘画、即兴创作的诗句及表达狂热爱情的篇章。我是他们爱情的结晶，从信上可以看出他们度过的最美好的时刻；毫无疑问，正是这一事实造成了数年后我自己也卷入了这么一种关系中去。
我和姐姐在长大离家以后，仍然在某种程度上保持着写信的家庭传统。我深深地感激罗娜·梅纳德，她一直保存着我同塞林格交往的那一年及以后的岁月中写给她的信。过了二十多年再回头读这些信，我觉得它们就像是我在海边拾到的漂流瓶。随着一阵巨浪，18岁时的感情和话语又涌上心头。
一部分信件记录了我人生经历中重要的一段，有四十页左右，它们是我和塞林格从1972年4月到1973年8月的通信。早在我见到这些信的作者之前，我已经爱上了他在字里行间的诉说。塞林格的文字有时滑稽可笑，有时温情脉脉，常常充满智慧、学识和惊人的预见力，正是这些文字使我对他产生了强烈而持久的感情，即使在他从我的生活中退出之后，我对他的感情仍久久不能平息。
当我着手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明白，尽管塞林格给我写的这些信的纸张属于我，而信中的语言只属于他自己。不管是在这里还是别的地方，他永远都不会允许他的文字被详尽地引用。
要讲述这个故事却不能完全再现信件的内容，这使我在刚开始时感到很茫然。尽管我一直很遗憾我无法和读者分享信中精确而又无法模仿的语言，我已经尽最大努力使人们去感受它们，感受那女孩收到信时所触发的感情。不能使用这些语言本身却要传递这些语言所激发的情感，作为一个作家，这是我遇到过的最具挑战性的任务之一，然而最终我感到自己有能力做到。虽说对每一位读者来说，不能直接读到这些信仍然是一个损失，但我相信，我已经真实地再现了写信人的精神。
随着这项工作的深入，我面临着另一个巨大的挑战，那就是要详尽叙述发生在四分之一个世纪或更长时间之前的事情和谈话。
我从很小的时候就被培养成一个观察者。父母鼓励我把周围所闻所见的特殊事物要像事实报道般地印入脑海。不管我喜不喜欢，我的一生都不停地在心里做着记录。我的这种生活方式不仅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也表明为什么我能精确地详述自己的经历。我尽力重新构筑起过去的对话以及所发生的事情的详情。尽管我不能发誓从那些纸上引用的每一个字都精确无误，但我相信如果有电影胶片或录影带实录了这里再现的故事的话，那一定会和这里所报道的一切惊人地相似。
我对一些人名作了更改。在少数情况下我重新安排了事情的发生顺序，或是省略了一些不必要的、而且无助于读者理解我的人生旅程的细节。我毫不怀疑有人会认为，我如实地讲述这个故事是对他人隐私的侵犯，然而我尽量只描述那些和我自己有直接关系的事情和经历，我相信我有权和盘托出：因为它们是我自己的故事。
有些人认为，作为十几岁孩子的母亲讲述书中这样的故事是不合适的。而我认为，如果我不能让我的孩子们以真实为荣，他们就决不会成为诚实的人。在写每一句话时，我都意识到有一天他们会读到它，并且我有着磐石般坚定的信念，即我不会讲述会改变我的孩子对父母的爱和理解的故事，以及会改变他们对自己的看法或者对父母对他们的珍爱产生怀疑的故事——那样的故事本来就不存在。养育了三个孩子的婚姻不能称之为失败的婚姻。我们的家庭还知道，它的奋斗和痛苦对每一个生活在其中的家庭成员来说都不会成为绯闻。我祈祷，从我所讲述的故事中，我的孩子能从我年轻时经历的羞耻中得到解脱，并且明白一个道理——每一个孩子、女人和男人都应该有权用自己的声音说出或唱出他们的心声。。 书包网最好的网
红尘难舍（2）
引言
18岁的时候我写的一篇专栏文章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它的题目是《十八年华回首往事》，刊登在《纽约时报星期专栏》上，专栏封面还登了我的照片。在这篇文章中，我描述了自己在60年代的成长历程，表达了自己对周围一切感到厌烦从而与之疏远的思想感情。我讲到想要搬到乡下去住，远离尘世。我写道：“隐逸生活听上去很吸引人。”
文章发表以后，我收到了上百封读者来信，其中一封表示极为喜欢我的文章，并对在今后的岁月里我可能会被人利用表示担心。塞林格很多年前就已隐居乡下，住在山顶的一所房子里，他就是在那儿给我写的这封信。
那年春天我一直忙于和塞林格通信。我爱上了他信中的诉说，学校一放假我便去拜访了他。几个月后我离开大学搬到了他那里。那一年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和他住在一起，过着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投入一本书的创作，我确信——尽管我们的年龄相差35岁——我们将永远不分离。
就在我的那本书《往事回眸》出版前不久，也就是第二年的春天，塞林格把我打发走了。可我仍然十分强烈地爱着他。
二十多年来我始终对一个和我早已断绝来往的男人怀着敬意。塞林格与我的亲密程度不亚于我所信仰的宗教与我的关系。我们之间所发生的一切在他退出我的生活之后很长时间对我生活各方面的形成仍有很大影响。但是我把这段经历收藏了起来，就像我把他写给我的信收藏起来一样。
我努力继续向前走我的人生。离开杰里？塞林格一个月之后，我用《往事回眸》赚来的钱购买了一座带有55英亩土地的农舍，它坐落在一个我没有一个熟人的陌生小镇的一条死巷的尽头。我在那里独自居住了两年半。
在纽约市我找到一份报社记者的工作。我恋爱并结了婚。我丈夫和我生了一个小孩，后来又有了两个。我们在自家的地里修了一个池塘，冬天有月亮的日子我们一起在上面滑冰。我的丈夫画画，有时也画我。后来他就不再画我了。
我在杂志上发表文章，还出书。我努力工作，驾驶合伙用车，做饭，无数次采访足球赛和小型联赛，给我们的孩子读书，陪他们一起玩耍，当他们在海水里嬉戏时，我坐在海滩上，眼睛紧盯着他们露出水面的头顶。我和丈夫为能继续生活在一起而不断吵吵闹闹。
我的父亲去世了。我为杂志和报刊专栏写了大量文章以支撑这个家庭。母亲临终前我一直照顾她，我和姐姐因为照顾母亲的事争吵得非常利害，以至于我都无法参加母亲的葬礼。就在那一周，我和丈夫分手了。
我离开了那所死巷尽头的房子。我和丈夫没有为房子的事发生争执，但是为了孩子的监护权我们打了仗。我又恋爱了，当那段恋情结束时，我又爱上其他男人。当时，他们有些是很好的对象，有些却糟糕透顶。
我建立了一个新家。我交了一些好朋友，也失去了一些。我写了另一本书。我的儿子们教我如何投棒球。我的女儿在她的床头悬挂玫瑰，并以她自己为榜样教我如何敞开怀抱迎接世界，做一个充满希望和乐观豁达的人。
我在花园里种植了花草。我们还养了一只狗。我教会很多女人和一些男人烤馅儿饼，就像我母亲教我的那样。我用父亲教我的自由泳在新罕布什尔州的许多湖泊和水塘里作长距离的跨湖游泳。
我40岁了。我卖出了一本为拍电影写的书。有一段时间我不太担心钱了。我写了另外一本书。我有时仍会为了一些小小的挫折而大发雷霆，以至把一加仑牛奶倒在厨房的地板上。但是这种情况已不像以前那么多。
我的儿子们都长得比我高了。我的女儿已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婚姻结束后我卖掉了我买的那幢房子，把大部分的家当都堆放在院子里，在宅前标价出售掉。然后我和孩子们搬到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小城，那里我们谁也不认识。我们建立了新家，交了新朋友。那是两年以前的事。
因为我常常把自己融入自己的作品当中，所以我写下了我的大部分经历。经过这些年的磨砺，我越来越学会把真实情况告诉我的读者，我把自己生活中被一般人认为不够体面或令人尴尬的经历写进文章或小说里并予以发表，为的是讲述一个有着各种缺点的真实女人的故事。我希望这样做能使其他人对他们自己说不出口的失败和秘密不再感到那么羞愧。书包网 。。
红尘难舍（3）
两年前我的女儿奥德丽18岁了，我自己也正是在这个年龄离开家去上大学，也正是在这个年龄收到塞林格的第一封信。
奥德丽已是中学毕业班的学生。我们仍住在新罕布什尔州。我知道过了那一年女儿就不大可能再住在家里了。
我一直赞成要鼓励孩子们的独立性。但是现在，不知为什么，我对她感到一阵阵焦虑。尽管这些年来我看过我的许多朋友同他们处于青春期的女儿们吵得很厉害，但是我和奥德丽一直处得很好。但是她长到18岁的那一年，我们的关系开始变坏。
她要离开我，而我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纠缠不休、充满控制欲的妇人。如果我不教给她所有她应该了解的事情，那么当她冒险踏入社会时，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我只剩不多的几个月了。我对她的离去还没有心理准备。
我处在奥德丽的年龄时，曾忍受过饮食紊乱的痛苦。从我最后一次把手指戳进喉咙或是狂吃完整盒的冰激凌到现在，已经过去很长的时间了。现在我发现自己紧盯着漂亮的女儿，一旦看到她从食物中寻找解脱或慰藉，我就会惊慌失措。我会说：“你已经吃掉半盒哈根达斯冰激凌了。”这时我自己的胃开始紧缩，手会伸过桌子把盒子收起来。有一天我甚至把冰激凌拨进自己嘴里，因为这样她就吃不到了，同时我确信我是在努力挽救她。
我站在观众席上观看她的越野车比赛，等待着她冲过终点线，这时我意识到自己在和她同呼吸共命运。我看着她和男友曾经温柔似水、长长久久的关系慢慢结束，独自为他们的分手而哭泣。有一次，当她去上学的时候，我走进她的卧房，开始阅读她的日记——我曾发誓决不对我的孩子做这样的事，因为12岁时我的母亲就曾偷看过我的日记。我制止了自己，但是无法控制那种疯狂的感觉。
“我只是不想使你受到伤害，”我对她说。
“我要是受到伤害，那都是因为你造成的，”她异常尖锐地说。“你这是怎么了？”
很多事情接踵而至。我的第一个孩子，我惟一的女儿，几乎和我那时一样大，那个时候对我来说一切都在改变。
女儿和我之间的模糊界限是伴随我们终生的问题，就像我和我母亲之间那样。但是直到奥德丽18岁时我才变得如此困惑，我努力想把我们俩的故事理清楚。
我知道是什么触发了女儿和我之间的危机。是因为我发现了她轻信的天性，对伤害缺乏抵抗力，她看上去抑制不住的对希望的幻想。我发现自己在重新体验当年自己的希望遭受挫折的感觉。她的面孔成了我的镜子。她的体型正是我当时的体型。她19岁的妙龄也正是我那时的年龄。
我们熬过了那段时间。奥德丽在上大学前有一年的空闲时间，她在一个滑雪胜地找到一份工作，可以去滑雪。我离开住了一辈子的新罕布什尔州，带着她们姐弟三人搬到了加利福尼亚的北部。但是那一年我的内心在起变化。在女儿的脸上我看到一些东西，它们无时不在困扰着我。
我没有告诉他们所有的事情，但是我的孩子们已经对我如何伴随着无尽的烦恼而成长知道得不少。我在他们这个年龄的时候已经开始写短篇小说向杂志社投稿了。星期六的晚上我常常是陪伴着父母度过的。我从不晚睡，因为我知道第二天要早起开始写作。
我特别喜欢做的是，把孩子抚养好，使他们有一个不同于我的童年。甚至当我自己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构想，自己将来要做个什么样的母亲。我希望我的家使孩子们觉得，这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可以带朋友们来玩，而不必担心会有个喝醉酒的父亲或母亲踉踉跄跄地闯进门，对人类社会的无望发表一通演说，或是有个母亲对他们性生活的亲热细节刨根问底，就像我母亲以前做的那样，还谎称这是为她所写的杂志文章而采访他们。
也许我是想给他们一种信念。在成长过程中，我自己有一种深深的疏远感，我希望我的孩子处世如家。
我的三个孩子共同体验了生活的辛酸。但是他们仍然坚信生活将会变得越来越好而不是越来越糟。与三个同样以极其乐观的态度看待事物的人有着血缘关系，这着实令我快活不已。
红尘难舍（4）
“有时候我觉得生活就像是没完没了的再见，”前不久我对奥德丽说。
“真有意思，”她说，她看上去真的很吃惊。“我觉得生活更像是没完没了的问候。”
多年来我天天都在下决心：只要我的孩子平平安安，我就别无他求。然而我始终揪着心，惟恐他们有一天会受到伤害。我在想，如果一个比奥德丽年长35岁的文学巨人向她问及我在她这个年龄时曾被问及的问题，我会怎么想呢。我脑海中浮现出女儿经历我19岁时经历的重创及其带来的羞辱。
这么多年以来，我从不以批判的眼光看待杰里？塞林格。我一直相信我应该为他永远保持沉默与忠诚，永远保护他。然而现在我产生了一种新的想法，由于收到他的第一封信而被请进他的生活的那个女孩也应得到某种回报才是。
我的一生都在努力使我的经历有意义，却没有理解我人生中这重要的一页。两年前我还无法讲清在遇到杰里？塞林格之前我的生活中发生过什么，而恰是那些事才使得塞林格对我产生了如此巨大和持久的力量。我也讲不清与塞林格在一起的那一年我们之间发生的事情如何决定了我以后的生活道路。而现在，女儿的现状使它不断地冲击我。这些年来，我因一直在固守秘密而无法理解或是解释自己。现在我知道，该是认真研究我自己的经历的时候了。
第 一 章
我生长在新罕布什尔州的达勒姆，住在街上惟一一所有篱笆环绕的房子里。这和我的家庭很相配。我的家庭——母亲、父亲、姐姐罗娜和我——从来就不属于那个镇子。我觉得，我家也不属于任何其他地方，在那所房子里面，住着我们几个人，就像是我们自己的国家，一个有四个人的小小国度。确切地说是三个人，因为我的姐姐极想离开家，离得越远越好。
每天早晨刚过6点，父亲走进我的房间，呼啦啦地拉开窗帘把我叫醒：“该起床了，朋友。”他离开英格兰40年了，但仍然可以听出他的英格兰口音。
父亲早早把我叫醒并非不近人情。他只是觉得，在太阳升起之后还赖在床上是一种莫大的浪费。即使没有阳光也是一种浪费。我一辈子都没有睡懒觉的习惯。
每天清晨父亲都把咖啡送到母亲床前，然后下楼去做早餐。等我下楼的时候，他正在吃早饭。可能是麦片粥或是一个j蛋。他吃早饭时总要看些什么。可能是哈罗德？尼克尔森的来信，或是西蒙？韦尔的期刊。尽管他可以背诵《失乐园》——18世纪文学是他的专业领域，他在新罕布什尔大学教授文学——他仍然会把当天要讲的弥尔顿的文章通读一遍。有时候父亲会在吃早饭时读另一本他熟知的书——《圣经》。
从很小的时候我就能拼凑起他早年的经历——我出生前几十年的经历——我父亲过着吉普赛人式的生活：绘画，恋爱，写诗，第二天早上宿醉方醒。他相貌英俊，精力充沛——蓝色的眼睛，金色的头发，像运动员一样强壮的体魄和强健的游泳运动员的宽宽的肩膀。他的下颌中间有个坑，下巴坚实有力，但使女人们心醉的可能不是他俊美的外表，而是他为她们写诗作画的本事。他可以挥笔而就一首轻松的小诗，或是一首无可挑剔的五音步抑扬格的浪漫十四行诗，还附有一幅或幽默或色情的c图，有的是正在疯狂拥抱的一对儿，有的是画他自己的漫画，双膝跪倒手捧花束。
我16岁才知道父亲在同母亲结婚之前还有一次婚姻。尽管这件事令人大为震惊，我父亲在曼尼托巴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那许多香艳的浪漫情恋几乎是我家的一种骄傲和传奇。我觉得母亲从了解父亲浪漫放荡的过去中获得了某种乐趣。父亲过去常常说，也许正是她挽救了他的生活；在她“鞭策其成型”之前，他的生活莽撞不羁。
他们在温尼伯相识，父亲当时因为躲避爱情招致的灾祸而逃到那里。他被曼尼托巴大学录用，在当时学校急需一位教师来替代另一位教授——他只有学士学位却能得到一份在大学教书的工作，这是惟一的原因。
他在文学方面缺乏正规训练，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赢得赞誉，成为一位有魅力的讲师。我的母亲——当时19岁，是英语系四年级的优等生——被派去做他的助手，帮他审阅学生的论文。也许是因为学校考虑她非常严肃理智，足有能力抵挡他的诱惑吧。她已经以心思专一而闻名，正为取得卓越的学术成就而奋斗。
红尘难舍（5）
母亲为她审阅的第一堆论文辛辛苦苦地做了详细的修改和评语。她把论文上交之后，他在教室外面叫住她，称赞她所做的工作。
“但是你不必那样麻烦自己去追查剽窃的出处，”他对她说。
“可是我并没有去查，”她说，“我知道那些出处。”
母亲是一对犹太移民的第二个女儿和最小的孩子，他们是为逃离20世纪初沙俄对犹太人进行的大屠杀而逃到加拿大的。从4岁起，母亲就挤到庄园礼堂的前头去背诵诗歌——有时是带喜剧色彩的，有时是感伤和悲剧性的——她的声音不仅响亮而且特别清晰，还能使观众捧腹大笑或悲伤落泪。
在我成长的岁月里，母亲经常为我背诵诗歌。吃饭的时候，或是开车去商店的时候，或是听我讲发生在校园里的故事的时候，她会从记忆中抽取一些诗句，莎士比亚的，或是弥尔顿的——那些在某方面和我们当时的生活有关的诗句。她在世的时候，无论何时，只要我在论文中或是在辩论演讲中甚至在我的婚礼上需要一行诗，我只需问问母亲就行了。
除了这些偶然闪现的精确记忆力外，母亲还具有大百科全书般的丰厚文学知识。她热爱诗歌，大部分她都能大声背诵。即使她没有背诵诗歌，你也可以从她的话语中听到诗的韵律，就像从我父亲的话语中听到的一样。
我觉得我的父母在背诵济慈、多恩、叶芝、迪伦？托马斯，或是华滋华斯的诗句时一定能感受到快乐。我的父母都不会弹奏乐器。对他们而言，语言就是音乐。他们热爱英语所能赋予人类声音的最美好的音乐。
他们热爱韵律、格律、音色、语调。他们是表演家，本能地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吸气，什么时候应该慢慢地降音，或停顿，或在一个音节上流连——他们做得如此美妙，即使是一个丝毫不会说英语的人，只听他们朗诵也会知道这是一首诗，于是他们用心聆听。
母亲在温尼伯认识父亲的那年才18岁。他给她写十四行诗追求她，为她画美丽的肖像，还有他自己最具高雅与幽默气质的卡通画，画上的他双膝跪地，恳求她接受自己的求爱。但是她是犹太人，而他不是。她的父母曾经告诉她，她决不能嫁给一个异教徒，而她从未违抗过父母的意愿。
然而，在我外祖父母眼中那些使我父亲成为不合格候选者的品质，恰恰是吸引我母亲的一部分因素。他是一个不相信任何习俗的危险人物，是她遇到过的最浪漫的男人。他领她进入现代艺术和古典音乐的世界。她一辈子都是一个好女儿，他一直都是个坏儿子。她疯狂地爱上了他。
母亲明白她只能嫁一个犹太丈夫，于是她去了多伦多大学，希望离我父亲远一些。五年多来她和他保持着一定距离。1946年，她离开多伦多到拉德克利夫攻读博士学位，并以优异的毕业论文获得了学位。
父亲在离坎布里奇尽可能近的地方找了一份工作，以便接近她。他的工作在达勒姆的新罕布什尔大学。每个周末他都到坎布里奇去，恳求她嫁给他。在他苦苦追求她七年之后，她终于答应了他的求婚。她的父母为此伤透了心。这是我母亲一生中第一次没有顺从她的母亲。
父母的这些故事是我逐渐懂事时听到的。其他的故事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尽管我的父母给对方写了成百上千页的信，但是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住在不同的城市，相隔上百里有时甚至几千里。他们大部分是通过信上的话语而相识相知。
母亲搬到父亲的单身公寓的那一天，发现了藏在三楼的一个柜子里的空伏特加酒瓶——她把那一次经历比作蓝胡子的故事，蓝胡子的新娘打开了禁忌之门，她看到了里面藏的东西从而认定她的生活从此被毁掉。就在那一天，她还发现了他写给他前妻的信——毋庸置疑是酒后所为。“我犯了一个大错，”他写道，“我娶了一个聪明的犹太小姑娘。”
母亲的家里一年最多碰一次酒，所以母亲在搬去和父亲同住之前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酒。但既然已经违逆了家庭嫁给我父亲，母亲不能向她的父母透漏真相——即这个婚姻从一开始就麻烦重重。她不仅向她的家庭而且向所有她认识的人隐瞒了父亲酗酒的事，而且，自己也尽可能逃避这个事实。书包网 。。
红尘难舍（6）
到1949年我姐姐出生的时候，母亲对自己光明前途曾经有过的无尽的希望都破灭了。到了1953年我出生的时候，她的婚姻从很多方面来说已经结束了。
“我们最后一次做a时有了你，”几年后母亲终于告诉我。她的话几乎让我感到刀绞般疼痛。
早早破灭的不只是母亲浪漫的希望。作为一个50年代的家庭主妇，她找不到工作。新罕布什尔大学有一条严格的规定，禁止雇用教职员工的妻子。她申请中学老师的工作时，他们告诉她，她的证书不合格；她需要教育资格证书。她可以再回学校读书，但是她无法兼顾学习、缴纳学费和照顾孩子。
我的母亲无所适从。她精力充沛，雄心勃勃，却是一个处在门第高贵的白人世界里的孤独犹太人，远离自己的家庭，婚姻寂寥而难以维持，这使母亲把她过人的精力都投入到家庭生活的狭窄空间中：做饭，缝衣，待客，购买打折商品，种花，用罐子储存蔬菜，教养两个女儿去拥有她所没有的名誉、财富、前途，并得到进入大城市广阔而五彩缤纷世界的途径。
尽管我们家经济状况一般，母亲尽可能使我经历她只能在她成长的萨斯喀彻温小村镇所梦想的冒险。她十分憎恶沃尔特？迪斯尼（在她的眼里，是他使那么多她喜爱的书变得一钱不值），即使在钱不成问题时，她也从不带我们去我梦中的目的地迪斯尼乐园。但是她带姐姐和我乘公共汽车去波士顿看歌剧和芭蕾。她为我们报名参加舞蹈班和法语班。她很少带我们去看儿童影片——我是和我的朋友及其家人去看的《老耶尔人和快乐的人》——但是她的确带我们去看《推销员之死》、《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和许多伯格曼的电影。看完之后，她总要花上一到两个小时批评男演员的表演、导演和剧本。
我们家总是缺钱，母亲总是为那些账单发愁。她做家教教法语和拉丁语，每小时赚一美元。她为老师代课并在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教英语写作，我确信她在那儿一定很快就受到了学生的关注，他们全是男学生。她还在高中教英语。
母亲天生适合当老师，而且天生就是一个演员——风趣，自信，真正对她的学生感兴趣，精力过人。她和学生讨论他们的写作，也讨论他们同男朋友或女朋友或父母的关系。
她喜欢在我们家的起居室上课。她穿一件拖地丝裙或是她自己设计并缝制的羊毛长袍，当学生们大声朗读他们的文章时，她为他们端上自制的饼干，每个人——特别是母亲——都提出自己的意见和评论。
在这些上我总是坐在他们中间，从不错过机会。我非常自豪自己有一位光荣、聪明、风趣的母亲，她真的棒极了。我认真听她告诉学生关于他们写作的每一句话。不上课的时候，母亲坐在沙发上批改学生的作文，我则坐在她的身边阅读她在空白处写的评语。她的评语往往比学生的原文还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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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搞大了（1）
第一章
名义上是烧烤酒吧，但是这家快活狼烧烤酒吧店却连一个烧烤架都没有，就在这家店里帕吉呆了将近三个星期，这已是他打工生涯的最长记录了；他此前的事业是半个职业“瘪三”。眼下他考虑要在迈阿密正儿八经地安顿下来，看能不能找个有遮盖的地方搬进去，不过他还真舍不得离开夜夜相伴的大树。
他对迈阿密的一切都心满意足。这儿不仅四季温暖，而且多数警察对他们这样的人都很宽容。唉！也是为了生存，他们偶尔也会干点越轨的事，这是那些安分良民想都不敢去想的事，譬如说，到某个地方什么也不买，你可以愿意坐多久就坐多久，没警察来管你，好像大多数警察的态度是：嘿，您尽管坐着，只要不武装抢劫，我们就谢天谢地了。
另一个让帕吉高兴的是，在迈阿密，人们老是说西班牙语，这使他有一种身在国外的感觉。他一直渴望出国，而事实上他惟一的一次机会是到了加拿大，那还是四年前的一个长周末，他迷迷糊糊地从布法罗兜到了尼亚加拉瀑布的加拿大一边，顺便在“里普利信不信由你纪念馆”里撒了泡n；为此他还被拘留了几天。
说来也可笑，帕吉起初并不是非要到迈阿密不可。他从克利夫兰那个根本不像家的棚子里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