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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厅长说，各地区没有理由封锁消息。相互协作，这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刑侦格局。我们警察站在全局利益上想问题，实施好每一个工作环节，打击犯罪，保护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这是实实在在的贡献。这个案子并案之后，无论北京还是新疆，都为案件的破获，立下了汗马功劳。
他告诉我，新疆警察是很厉害的，一声令下，指到哪里就能打到哪里。他们付出的很多，条件艰苦，没有节假日，不分白天夜晚。下边的基层民警是这样，各级领导也是这样。大家都没休过星期天，星期天是我们分析案情最好的时候。
这个案子前后17天（指“8·19”案发后），惊动了全国，过程圆满，没留下遗憾，没留下尾巴。各地方的工作是综合的，公安部的协调作用不可少，北京、河北、四川共同行动，石河子公安局按照区厅的部署，一步扣一步，这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案子在新疆处理，有个大局问题，部里充分考虑了这个大局。
案子的性质十分恶劣，犯罪分子直接把矛头指向国家机器，侵害对象是我们的军队，这是公然的挑衅，是决不能容忍的。
为什么他能够在监狱里杀人？这说明我们在监狱管理、犯人改造方面还存在着问题。我们的改造政策，改造过程中运用的手段，如何把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显然做得不够。我们把战犯都改造了，决战不一定在战场，在人心的征服。为什么会出现白宝山，从初犯一步步到恶贯满盈的家伙，到杀都不足以平民愤的家伙，这是最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侦破案件，使犯罪分子得到惩罚，这是我们公安机关的硬指际，案件要破，要公布于众。公安机关破不了案子，老百姓不答应。同时，我们也需要社会的各个环节发挥作用，各司其职，使社会良性化。没有矛盾不可能，犯罪必须打击，但有矛盾，不应该使它激化。
张秀明原籍山东，在新疆长大，他毕业于新疆大学，父辈是老公安，对新疆很有感情、张秀明早年在公安系统工作，后来调到地方上，当过多年的市委书记、地委书记，在喀什工作了8年，他是民族问题专家。调回公安厅担任厅长，后来担任新疆党委常委，他在新疆治安的综合治理上，是个强劲派。
采访杨德禄副厅长，是在整个采访工作将要结束的时候，前期只是泛泛地谈谈，他就把我“发”了下去，告诉我，我们没什么好写的，多写写我们下边的民警，他们的工作很辛苦。
杨厅长祖籍天津，家在天津天后宫一带，是天津的老户。他16岁当公安兵来到新疆，很快就转到公安上，1960年开始接触刑侦工作，从基层一步步升为主管刑侦工作的正厅级副厅长。
给我的感觉，杨厅长平易，在刑侦系统威信很高。他的威信来自他的人品，更重要的是他在业务上要求严格，眼睛里不揉沙子。下属既不怕他也怕他，案子说不清，线索根据不足查得不细，到杨厅长面前是过不了关的。
杨厅长告诉我，侦查工作，没有常胜将军，不都是过五关斩六将，麦城也要走不少。功夫做到了，也重视了，就是没破，这样的案例也是有的。这项工作不像有的侦查通讯上写的那样，从开头到结尾都英明，实际上这项工作很辛苦。
杨厅长不希望新疆的案子多起来，但出了案子，工作来了，他会想得很周全很细致，安排下去，组织侦察人员侦破它。
关于白宝山案件，他从业务角度说得多。对于新疆，这是个典型的刑事案件，他的思路，始终砸在寻找罪犯的落脚点上。“8·19”案发到9月5日白宝山被抓获，整整用了17天。新疆方面对案件的基本判断，重点区域的划定，几处现场特征的捕捉，物证的运用，以及并实后的工作，都是准确的，没走大的弯路。
杨厅长说，最早两起涉枪案件，在149团杀了我们两个警察，引起厅里的重视，派张卓敏过去参与工作。一周多，无重要进展。当时乌鲁木齐对外经济贸易洽谈会要召开，北京十五大要召开，这是一个不安全因素，所以召开了8月18日的会议。张厅长要我出面，上上螺丝，我出面都是上螺丝。会上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在141与149团的中间地带可能有一处落脚点；二个是防范他们到乌鲁木齐来作案。要害部门、银行系统、重要人物的安全工作都做了布置。结果他们第二天就来了。当时案子还没跟北京连上，部里调子弹，开始我的指导思想是立足本地解决问题。新枫、晓辉打电话，认为并比不并好，并上条件多一些，并不上对新疆的工作也无大影响。送弹，结果并在了一起，当时就意识到责任更重大了。“8·19”案件，在新疆就是有史以来的大案件，和北京一并案，影响更大，压力更重，当然，破了案子，挽回的东西也更多一些。全国并案会开得很好，成功，高效。新疆有大量的物证，有目击者，这是破案最基本的条件。新疆是重点，这是责无旁贷的。时间不由新疆决定，部里要求十五大前破案，不然罪犯带着枪支蹿回北京不好办。这时离十五大召开还有10天左右。我说案子能破，这有把握，但限期在十五大之前，没十分把握。最后定的调子是十五大前取得重大突破。结果比预想的好，白宝山在十四届七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晚上抓到了。
这个案子，新疆方面我出面，代表厅党委抓总，组织了领导小组，制定方案；晓辉留下，代表部里协调督办。
石河子派张卓敏先过去，研究开会布置。不久阜康消息过来，我和晓辉去了天池。把死亡时间定了，倾向于内部火并。回来向张厅长汇报。他说，暧，老杨，这肯定是北京人把我们新疆人打死了。我也有这种感觉。找尸源，让法医整理一下，尸体像个鬼。147团找，兵团找，不能离开重点。
兵团开一个会，王汉儒副司令主持。兵团是半军事化，这个会议很重要。这样下边能动起来，能召集起会议，不能只是个别走访。晚上，我和晓辉在石河子，马荣市长请吃饭，说起这条线索。一个北京犯人要子弹打野猪。地方上的领导人了解信息范围广，一般是他听了认为重要，反映过来。结果这条线索查出了情况。
总结整个破案过程，正面经验，反面教训，应该说都有一些。
第一，得到了各级各地公安机关直至公安部的绝对重视，哪一个环节都是绿灯，黄灯都不许有。部里始终抓住没放松。
第二，没走大大的弯路。分析建立在现场情节、现场特征的基础上。重点区域，重点人员，没有太大的偏差。
第三，新疆方面，体现了厅党委的集体领导，张厅长、买买提·r孜副厅长，包括其他党委成员，整天在想案子怎么突破。张厅长从头到尾都在指挥，通过我，贯彻党委的意图。我的想法天天向他汇报，商量、研究指挥思路、决策，整个侦破过程都是张厅长在指挥协调。
张秀明厅长做事干脆果断，定下的东西一抓到底。不喜欢粘粘乎乎，干就干出个名堂来。
第四，判断犯罪嫌疑人可能是复员兵，可能参加过越战，这个判断始终没有放弃。这是根据现场特征做出的，对方心理素质这么好，枪法准确，一举枪倒一个，标准的军事动作，单手开枪——虽然白宝山不是复员军人，但在划定侦查范围时，这一块不能丢。
第五，教训方面，8月18日会议，分析到敌情，但没想到边疆宾馆这样的地方，是个缺欠。“8·19”那样大的现场我们刑警没遇到过，应该规范一下，哪些人应该到现场，哪些人不必到现场。埋藏枪支、赃款，到水上乐园去躲避，这是我们没想到的。另外，部署到位，落实扎实的工作方面也有欠缺。客观因素有一些，刑侦骨干队伍素质的提高、基层民警侦查的素质的提高是一个课题，这牵扯到公安的基础工作了，是个长期任务。
总归，“8·19”案在整个的侦查过程中，新疆打了一个漂亮仗。
采访张新枫时间上最短，因他马上要去开一个会议。
他认为这个案件的侦破，最主要的一条经验，就是走群众路线，是依靠群众，群策群力而取得的成就。如果说有不足，也正要是依靠群众依靠得不够。侦破这个案子，不是哪个人有多么神，这是集体的力量。
犯罪分子很凶残，在北京作案影响大，袭击部队，搞枪搞武器，当时有多种分析，不能排除他有针对军队的企图。
犯罪分子总会犯错误，他离开北京到新疆作案，是他最失败的一步棋。他从北京到新疆，在新疆打响，我们抓住了破案的时机。
井案会上、正确划定了一个北京人，一个新疆人，二人的关系，很大的可能是一同劳改过的狱友。地点，重点划定在石河子147团附近。分析都很充分，预感到案子能拿下来。
一个关键地方，犯罪分子把枪包扔了，我们找到缝鞋匠，这是新疆精彩的一笔。我们去了这个现场，当时犯罪分子还在准备阶段、这是确定犯罪分子落脚地的重要依据。
案子跨度大。案子破了，是拼出来的。赶在了9月5日七中全会开幕那一天。我陪白景富副部长到石景山，到京西宾馆见到陶驷驹，向中央领导报告，中央领导非常高兴。
这个案件的侦破，不是偶然的，由于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迫犯罪分子无路可逃。这是各地区抓紧工作的结果，是方方面面的专家对犯罪分子深入刻画的结果，是千万基层民警共同努力的结果。
对这个案件的认识过程，北京经受的曲折比较多，这有个对案情的认识不断完善、不断深化的过程。犯罪分子暴露一次，才能增加一些条件。没有北京的长期工作，怎么能迅速认定犯罪分子一个北京人，一个新疆人？没有大量的前期工作，这个认识是得不出来的。
犯罪分子胆大，不慌，凶残。是初犯吗？是新手吗？显然不是，各方面都像跟我们打过交道的人。为什么上新疆，因为熟悉。为什么熟悉？在新疆劳改过。北京人在新疆劳改过，去找他过去的狱友。这种分析，是站得住脚的，是科学的判断。
我们有些工作，甚至大量的工作，看上去是徒劳了，一些判断后来被否定，这也有其正面的效果。
有了大量的由现场提供的线索，就觉得这个人到头了。虽然还没抓到，但在心里，他已经活了起来。
并案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可以集中大家的智慧。我们付出过代价，拿出来的是反复过多次的认识。这个认识，就具有价值。
张新枫最后仍归到他的主题上去，强调，案件的破获，最重要的是走了群众路线。他说的这个群众路线，是指走了依靠专家、依靠各地方公安机关、依靠千万基层民警、依靠各地方政府的群众路线。集中了各地的优势，集中了大家的智慧，集中了各地的条件，从而破获此案，取得大捷。
四、审讯白宝山
白宝山被押解到新疆接受审判，这是公安部经过多方考虑，作出的决定。白宝山在新疆的案件社会影响面大，他在新疆也杀人最多，特别是“8·19”边疆宾馆案，死伤者涉及到多名各民族的群众。在新疆公开审判，有利于新疆的安定，有利于民族团结，这也是新疆各族群众的愿望。
1997年12月3日，区厅四处靳鹏、乌鲁木齐市局刑侦处张镇、王炜奉命到北京押解白宝山。
白宝山在北京监狱的“特号”关押，押解必须保证绝对安全。在对白宝山案的预审和查证上，北京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们毫无保留地把预审笔录、北京及河北徐水六案的卷宗及其它物证移交给新疆警察，表现了全国一盘棋的大局意识。
但对于去新疆接受审判，白宝山存有顾虑。本来，他与北京警察配合得是不错的，犯罪事实也交代得比较清楚，但他心里始终嘀咕，审判地会不会放在新疆。
他的思想顾虑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他知道他在边疆宾馆打死打伤了多名少数民族群众，害怕到新疆在监狱里遭到少数民族犯人的报复。第二，他希望他的案子在北京审判，判决前，他还能见一见家人。因此，从一开始，他就对去新疆抱着抵触的态度。
稳定住白宝山的情绪，做通他的思想工作，这对安全押解是一个重要环节。
两地警察耐心做白宝山工作，向他讲清，北京警察和新疆警察部是人民警察，是同样的执法者。我们针对的是你犯的罪行，不是针对你这个人。谁犯了罪，也要按照法律办事，在北京，在新疆没有区别。你的案子在新疆的影响大，你在那边杀人多，抢劫主要也是在新疆。所以回新疆审判是必须的。你犯了罪，能够认罪，好汉做事好汉当，就不应该害怕到你犯了罪的地方去审判。
新疆的警察与白宝山做了接触。北京的警察进一步讲：你看到了，新疆的警察也很好，他们不会歧视你。大家都希望你能够继续配合好，安全地、平安地到达新疆，把最后这段路，圆满地走下来。
押解工作，北京方面做了周密的安排。
从看守所出来，警方给白宝山戴上面罩、手铐、脚镣，一路上8辆汽车，前面警车开道，把白宝山、谢宗芬等要犯押往飞机场。
民航方面已联系好，靳鹏等人押着犯人直接来到停机坪，在普通旅客之先登上飞机。白宝山押在后仓，谢宗芬在前仓
白宝山没坐过飞机，飞机一起飞他就怕了，抓开面具要上厕所。张镇和王炜架着他过去——他们也紧张，担心在飞机上出事。还好，飞机平稳之后他安静下来。张镇把他安置在靠窗的座位上，把遮阳板放下，给他扎好安全带。飞机飞行过程中，让他吃饭，喝饮料，但告诉他，为了不影响别的乘客，尽量不要再上厕所。
3个半小时之后飞机抵达乌鲁木齐。自治区公安厅四处的警察、乌鲁木齐市局的警察来到机场，机场还聚集了十几家新闻单位的记者。白宝山等人押解下来，仍戴上面罩，直接上了警车。路上十几辆车随同，开到乌鲁木齐看守所。
白宝山刚到乌鲁木齐时，抵触情绪仍大。预审科的同志分析，不要过高估计白宝山。他也像普通犯人一样，认为自己死是早晚的事，抱怨自己从小没享过福，做这么大的案子，并没享受过。这说明他有着普通犯人一样的心理，虽然在杀人时不眨眼睛，但面对死亡，也眷恋这最后的时光。
为了做好白宝山的工作，看守所尽量为他创造些条件，买了新被褥，换了洗漱用品，伙食上也常常为他做些改善。白宝山刚押过来，戴着手铐脚镣，第二天，看守人员就把他的手铐打开了。这是一种待遇，也是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为他在生活上能够更方便些。
来到新疆，他所担心的事情并没发生，新疆警察和北京警察一样，以法律为准绳，人道地对待白宝山，在各方面，尤其在生活方面，对白宝山都是很关照的。白宝山踏实下来，在新疆的预审过程中，他能够积极配合，从而保证了对白宝山的审理工作的的顺利进行。
白宝山、谢宗芬持枪抢劫杀人案由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于1998年3月3日上午10时正式开庭。
审判长由孟潮担任。
在庄严的国徽下，白宝山戴着手铐脚镣，站在被告席上。
审判长对白宝山在北京、河北、新疆所犯15案逐一进行了法庭调查，依次是：袭击高井电厂哨兵抢劫枪支案；枪击装甲兵司令部哨兵余启明案；枪击巡警孟彬、肖远、王建庆、姜书启案；枪杀“八一”s击场哨兵赵长文案；枪杀涂水高炮团哨兵蒋鹏程击伤霍建军抢劫枪支案；抢劫辛集、石家庄市场未遂案；枪杀德胜门女摊贩许桂花抢劫烟款案；袭击奎屯哨兵未遂案；袭击141团“人影库”案；杀害王吉平抢劫摩托车案；枪杀民警姜玉斌、时春勇抢劫枪支案；边疆宾馆杀害7人击伤5人抢劫人民币138万元案；天池杀害吴子明案；服刑期间杀害李宝玉案；服刑期间杀害傅克军案等。
法庭出示现场照片、杀人工具、现场物证，宣读被害人证辞和目击证人证辞，白宝山对上述罪行供认不讳。
谢宗芬供认了跟随白宝山去辛集、石家庄实施抢劫（未遂）的经过，供认了数次跟随白宝山提取枪支、赃款、缝制挂枪袋等参与犯罪的过程，但她认为，她失去了自由，这都是在白宝山的胁迫下不得已的行为，并在法庭上宣读了她的悔过书。
白宝山的辩护律师在辩护中认为，白宝山所犯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但就白宝山的认罪态度较好，并表示悔过，提请法院予以注意。
白宝山在做最后陈述时，显然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这是案件审理中，他第一次流下眼泪。
白宝山说：“我犯了死罪，我最初抢枪时就想到了。我想给后人留几句话：犯过罪的人别学我，好好接受国家的改造，犯罪是没有前景的。我也希望，政府对劳改（释放）犯别歧视。我犯罪的主要原因是对前罪的判决不服，那时我想，如果判我20年，我出来杀成年人，如果判我无期，我老了，出来没能力杀成年人，我就去幼儿园杀（孩子）。我还想说一句，谢宗芬做的一切都是我强迫她干的，我杀她是早晚的事。我给她11万，是为了堵她的嘴。我犯了这么大的罪才有权力在这儿讲几句话，这个代价太大了，（那是）多少人的鲜血换来的今天……我对无辜死亡的人……（哭）……说声对不起……（哭）希望以我为诫，不要做一个对社会有害的人……”
谢宗芬的辩护人在辩护辞中说：谢宗芬的行为是在白宝山的胁迫下做出的。胁迫有轻度、中度和重度胁迫之不同，以侵犯他人财产或隐私为手段，是轻度胁迫；以伤害他人身体为手段，是中度胁迫；以杀害他人生命为手段，为重度胁迫。谢宗芬所受的是重度胁迫，是以杀害她及她的全家相威胁。谢宗芬的行为是在其所受重度胁迫不得已而从事的行为。对此，希望法庭在量刑上给予足够的重视。
谢宗芬在自我辩护中说：“我是农村妇女，不懂得法律，都是白宝山我那样做的。他打我，骂我，我不听他的，我和我的家人都有生命危险。我上有老母，下有一双女儿，请求政府从宽处理……”
然而，法律是严正的，法律也是无情的。
法庭庄严宣布：白宝山犯有杀人罪，抢劫枪支罪，抢劫公民财产罪，情节特别严重，影响待别恶劣，危害特别巨大，依法被判处白宝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同案犯谢宗芬犯有抢劫罪、包庇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
白宝山的大弟，免于刑事起诉，无罪释放。
1998年4月，一声清脆的枪声，结束了白宝山罪恶的生命。
后记
白宝山的案子已经过去了，无论这个案子影响多大，总归已成历史。
犯罪总是令人厌恶的。它给社会造成破坏，给他人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惩办罪恶是法律的神圣职责。
白宝山案件，留给我们一些什么呢？
天生的罪犯是没有的。由宝山一步步走向犯罪，有他的思想根源，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白宝山的思想脉络分析起来很简单，但背后的原因并不简单。并不像他反复解释的那样，由于对判决不满，出狱之后便抢劫杀人。白宝山始终不肯承认，他由普通盗窃犯发展成罪恶昭著的杀人犯，一个中间环节至关重要——那就是由宝山在监狱里两次谋杀狱友。这与他的本性有着直接的联系，我们只能认为，他有着凶残和懦弱的双重性格。白宝山回到社会上，先后杀害了十几条人命，按照他的说法，他不抢劫杀人，就无法生活（不是生存意义上的，包括心理意义上的），我始终怀疑，他有嗜杀癖的倾向。在法庭上，他并不敢正视这一点，他极为不适地把责任全部推给社会，正说明他的懦弱。白宝山这样的犯罪分子，犯罪智商很高，个人素质却极低，形成鲜明的对照。他们本身就是包含着种种矛盾的怪胎是动辄杀人的狂妄分子。
的确，白宝山有着超一流的s击技术，有良好的体能，极强的心理素质和一整套严密的反侦查手段，是建国以来所罕见的。他连续袭击军营，袭击警察，在大型公众场合公然作案，也为建国以来所少有。然而，法律是严正的，经过一年半的较量，白宝山最终也难逃法网，在北京、河北、新疆、四川警察的协同作战下，白宝山这个破坏力极大的犯罪分子，终于走上了彻底覆灭的道路。
新疆警察是很令人敬佩的，回想起他们来仍觉得很亲切，张秀明、杨德禄、黄亚波、周传强、张卓敏、单笑夏、江援朝、龚兴言、彭建国、靳鹏、何强、江笑天……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新疆的采访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在此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靳鹏是个大个子警察，身高一米九，驾车时要把座位后推半尺，采访中很长时间都是由他陪同我。他有过光荣的经历，在一次追剿暴力犯罪团伙的战斗中，他险些就被歹徒引爆炸死。
张卓敏几乎总在新疆南北到处奔波，一忽儿在巴州，一忽儿在阿克苏，一忽儿又到了喀什——哪里有大案子他就出现在哪里。张卓敏患有糖n病，为人却很乐观。有一个冬季，他去南疆追逃，时间紧迫，他只好一面通知当地刑警队，一面亲自上路设卡，雪夜拦截歹徒车辆，被同行们誉为“处级卡”。
在石河子，周传强推开其他工作，细细叨叨地跟我从下午一直聊到晚上10点；江援朝陪我到沙漠边缘的149团看姜玉斌被害现场，归来路上（天已快黑），发现一辆被通报的可疑车辆，立刻上前拦截——使我体验了一次“临战”的感觉；龚兴言告别时拱拱手，我知道他是说，拜托了，希望你把大作写好。何强好讲“怪话”，诉说一阵下边基层工作的苦衷后，一摆手说，行了，我这里什么意见也没有了。
在乌鲁木齐，张彦勇请我吃饭，告诉我说，乌鲁木齐在大案的侦破上没有欠账——这足以反映他的刑侦队伍的综合能力，他十分满意。黄亚波说，我们会犯错误，犯罪分子也会犯错误，日宝山错误比较少，我感到，这是个对手。单笑夏酷爱刑侦工作，他在日记中处处都能体现出他对不断侦破案件的渴望。
刘晓辉给人的感觉永远都在忙碌，风尘仆仆，在全国各地飞翔。他已不在五局一处，调到反走私的最前线——海关总署反走私犯罪侦查局工作，依然很少呆在北京，依然要全国各地到处跑。晓辉对刑侦工作的感情笃深，他说，他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在刑侦一线共同战斗过的朋友。
写完这本书，我觉得完成了一项沉重的任务，不知道我的朋友们会如何感觉，也不知道我是否兑现了我在采访时的承诺——在我的视野之内，我将如实地反映整个案件的风貌。
牛伯成
1999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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