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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百五十九章、茶楼恶斗(14)

    他的“致良知”即知行合一,就是“去恶为善”、“去人欲,存天理”的工夫。

    他声明:“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王阳明在贵阳北部修文县县城龙场镇龙场悟道之后,非常深切地了解到了生命的真相,是一种苦思后的彻悟。

    王阳明认为心灵态度决定行为方式、世界观点,例如《列子》故事之“疑邻窃斧”。

    从此与朱熹学说分道扬镳,建立了心学体系大成的开端。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主要针对朱学而发,与朱熹的思想对立。

    反对程朱理学“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的知先行后说以及由此而造成的重知轻行、“徒悬空口耳讲说”的学风。

    程朱理学包括陆九渊都主张“知先行后”,将知行分为两截,认为必先了解知然后才能实践行。王阳明提倡知行合一正是为了救朱学之偏。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深化了道德意识的自觉性和实践性的关系,克服了朱熹提出的知先行后的弊病,但是同时也抹去了朱熹知行说中的知识论成分。

    王阳明的观点虽然有利于道德修养,但忽略了客观知识的学习,这就造就了以后的王学弟子任性废学的弊病,清初的思想家甚至把明亡的原因归于王学的弊端。

    王阳明这样用意念代替“行”合理的方面,要人们树立一种信念,在刚开始意念活动时句依照“善“的原则去做,将不善和恶消灭在刚刚萌发的时候,这也叫“知行合一”。

    所以,对“知行合一”应该全面理解,这样才能正确评价。

    另外,王阳明的教育思想中还有许多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第一,立志、勤学、改过、责善。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衡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而且立志可以促使勤学,”“凡学之不勤,必其志之尚未笃也。”

    “改过”是指自己,“责善”是劝别人改过,这里面还包括了“谏师之道”,即向老师进谏,指出错误。

    第二是独立的治学精神和能力。

    第三是循序渐进与因材施教。

    第四是强调身体力行。

    这些教育思想对今天的青年人学习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知行”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范畴,其始于《尚书》与《左传》,《尚书》有“非知之艰,行之惟艰”之说,《左传》有“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之说。

    知指认知或良知,行指行为、行动。知行关系在中国哲学史上主要指道德认识与道德践履,其代表人物是朱熹、王阳明;也指一般认识论的意义,特别是清末民国时期,代表人物是孙中山、***。

    汉代以后、北宋建立之前,儒学受到佛老二氏的冲击,儒学在社会基层至上层的影响力都比汉代减弱许多,因而在两宋时期,大儒们一方面反佛老而重振儒家的地位,一方面亦希望为帝国建立一套道德规范。

    知行问题正是儒家道德规范的核心。

    后来,针对“假道学”、“伪君子”屡见不鲜的社会现象,朱熹提出“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之说,即认为人在良知、圣人之言中的道德认识是容易的,不过之后的道德践履才是重点,人们应该努力去道德践履。

    朱熹还比喻说:“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

    与朱熹同时的陆九渊有“心即理”的学说,他针对当时的读书人满口“之乎者也”而不去道德践履的现象,提出了“尊德性”是主,“道问学”是次的观点。

    在朱熹看来,“尊德性”与“道问学”是平衡的,陆九渊反对说:“吾以为不可,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谓道问学?”

    朱熹去世后,他的学说才被朝廷推崇,在元、明、清三代被誉为圣人。

    与此同时,朱熹的知行观给了人们这样的借口:我知得不够,所以还不能行,等我的知足够了再行。

    可谓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在明代,首先对这种现在发难的是陈献章。

    陈献章曾经以才学“名震京师”,才能为大家所公认,然而却受到伪君子的排挤、攻击,甚至参加科举考试的试卷也不知去向,这使他对知行分离的现象深有感触。

    陈献章指出:“圣贤垂世立教之所寓者,书也。用不用者,心也。”这就是说,人心是根本,知而不行,阅读再多的圣贤书也是白读。

    陈献章的“道通于物”的学说,既指无形的道需要通过有形的物表现出来,又指“知”——道德认识需要通过道德践履表现出来。

    紧随陈献章之后的湛若水、王阳明各自提出了知行合一之说。

    湛若水说:“内外合一谓之至道,知行合一谓之至学,如是则天地乾坤君臣父子夫妇之道在我矣。”

    所谓“天地乾坤君臣父子夫妇之道在我矣”说的是“万物皆备于我”的理想境界,“随处体认天理”是达到这种境界的途径。

    随处体认天理是湛若水的心学宗旨,其中所说的天理包含道德之理,他特别指出“体认兼知行也”。

    在知行合一的基础上,湛若水认为道德认识应该与道德践履齐头并进,而不是非要等道德认识有进步之后再使道德践履去进步。

    湛若水在“理气合一”学说的基础上指出“真知流行,即是知行并进”,又在“体用一源”学说的基础上结合《易经》教人做君子的言论提出“主宰处是知,发用处是行。知即乾知大始,行即坤作成物”的观点。

    对于知而不行的时弊,王阳明有这样一段一针见血的话:

    “今人却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功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功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又不是某凿空杜撰,知行本体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