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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米卢并不适合做楼盘大使，他略嫌混乱的形象，很容易带出某种流浪漂泊的感觉，从而有悖于天下所有楼盘“富足安康”的广告定位——但有时候米卢在中国已经是神了，而一个神的形象缺点是可以被忽略甚至被接受的。
那天，米卢对我说：“peng，我告诉你，我在洛杉矾富人区有幢大hoe，很大的hoe。”骄傲而满足。在日后米卢的叙述中，我们渐渐知道了这个浪迹天涯的人在很多地方都有房产，让我深刻理解了“狡兔三窟”的含义，像米卢这样行迹诡异精明剔透的人，更是必须有n甚至n3的窟的。
因为这些能给他带来安全感，一个在年轻的时候就逃离出纷乱祖国，前往西班牙、前往墨西哥、前往美国的一个为拿到绿卡苦苦拼杀多年的人，一定是需要安全感的，而一处又一处不动产，是最直观最现实的安全保证。
“其实丫就是一外国农民”，米卢的翻译虞慧贤分析。我们进而分析，米卢对不动产的欲望乃至不动产广告的欲望都是个农民本能的反应，这和中国农民富起来后首先修座二层楼的瓷砖楼的动机是一致的没什么了不起的。于是我们就有些高兴。
米卢才不管“穷鬼”对他心怀叵测的分析，他继续追求着对每一寸土地的占有，那天红塔老板字国瑞客气地说：“米卢教练，以后欢迎你到我们这里来定居，我们“静海苑”的别墅可是世界第一流的啊。”“静海苑”就是中国国家队长期下榻的别墅区，依西山傍滇池，有西班牙、意大利、法国三种风格样板，冬天有南归的红嘴鸥，夏天有北上的长脚鹭流连。一套300多万元，米卢早就垂涎三尺。
所以玩一次“客气话当其”的把戏，“ok，我十分高兴地接受昆明人民馈赠的礼物”，米卢是狡猾大大的，马上对身边记者说：“请代我向昆明致敬。”次日“米卢受赠静海苑”的标题比纷飞的红嘴鸥还多。
幸好红塔是国企，幸好昆明人民也足够精明，“我们准备馈赠100万元，打七折把房子卖给米卢”，一算之下，米卢还得付出240多万元……悻悻地笑，就此打住。
但是，从丽江到桂林，从郑州到北京，米卢仍然凭借谁也不可阻挡的人气征服着一个又一个房地产老板，我曾经去过桂林“金水湾”别墅区，在这个全桂林一等的富人聚居地，米卢拥有一套漂亮得想让人打劫的产业。今年春节刚过他去巡视了一次，对各位业主煽情地说：“桂林是个快乐的地方，金水湾是个快乐的楼盘”。
像米卢这么有钱的人对我来讲是一个谜，他怎么支配这些房产对我来讲也是一个谜，“饭不过三餐，床不过三尺”，再大的神仙也会有俗念，也会按世俗的思路来行事，不过这是在米卢离开中国前夕我才懂得的道理，因为米卢开始卖房了。
房子的名字叫“青年城”，房子的起因是因为一个酒广告，那个白酒与那处楼盘的老板是一个人。老板有一天喝得很高兴：“我开发有一处楼盘，你要是高兴可以选一处。”按现在的市场，那处房产卖给米卢只用了四分之一的钱，摆明了就是老板送钱给他花。
那天看房是在一处沙盘前，米卢的手指在沙盘上依次点过，突然在“复式楼”前停住——“ok，我要这个！”弄得售楼小姐花容失色，“对不起，已经售完了”，其实不是售完了，而是“复式楼”的售价远远高于老板想给米卢的那处楼房的售价，而且老板的酒已经醒了。
但米卢知道自己已经赚足了，所以很快掏了20万元人民币签合同，并打定主意将它变现，毕竟他不可能带上所有的房子浪迹天涯，就必须把砖瓦变成旅行支票。
经纪人是翻译虞惠贤，在一番隐秘而有效率的搜寻目标后锁定我的哥们——中国著名勤奋足记兼单身汉董路身上。我的分析认为：之所以锁定董路有三大原因，其一，董路是明白人，不会轻易将此交易曝光；其二，董路较有钱且没有老婆管着；其三最重要，董路是“倒米派”代表，这次居高临下的交易可以粉碎其在2002世界杯失利后清算老米旧账的意图。
米卢高！实在是高！虽与董路烂熟，但在整个交易过程中他一直没有出面，而是让虞惠贤全权代理——事情实质性的一天是这样的，那天北京秋高气爽，我的哥们有志青年董路开着他那辆半新不旧的普桑车，从北京东三环穿行到北五环，愉快地吹着口哨，歌大约是《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也许是那首《goal goal goal》的世界杯主题曲——然后他就掉进米卢给他挖的一沟里去了，董路对自己的记忆不很确定了，但他记得的是，自己掏了55万元人民币付给虞惠贤。
米卢卖房记（2）
55万元…20万元=35万元。通过这个简单的算术题后我们得出另一个结论：只有像董路这种活得没心没肺并对自己的财务管理得乱七八糟的人，才会在24小时内轻易让别人赚足了35万元——而且还是吹着口哨让别人赚的。
不锁定董路锁定谁啊？
故事的结尾大致是这样的：2002年7月20日，米卢离开中国时带上了50口大箱子，里面有董路“捐赠”的35万元；2004年5月16日中超首轮，四川冠城客场挑战北京现代，米卢又一次回到北京工人体育场，他问候了董路“how are you”，董路回答“jtso”。大家都明白米卢想问的不是董路“how are you”而是想问“青年城”那套房子“how are you”，董路的意思翻译成北京话就是“管他呢，爱谁谁了”……
那套房子其实不错，处在北京防御沙尘暴的绿化带附近，不远处有块高尔夫练习场——但是奇远无比，北京的北五环相当于上海的闵航或者成都的金堂，而且长期征收高速过路费，遇上大堵车时，恨不得从车上跳下来一头碰死。
为了工作方便，现在董路被迫在龙潭湖附近一家破旧的酒店里住房，过得昼伏夜出毫无规律。昨天我站在他房间那幅北京地图前；用红笔画出 “青年城”的位置，说：”要是在清朝，这个地区属于河北道，晚上一定有许多狼……”
董路大怒；欲哭无泪。房间电视体育新闻适时播报：昨天晚间，前中国国家队主教练米卢莅临工体，他说——〃中国足球要做快乐足球……
别往架子上跳
我其实想讲的是一个故事。
上世纪的波兰有一段时间很专制，兴建了很多国营农场，为了更有效率地提高生猪产量，就发明了一种“母猪架子”，用钢铁铸成一个模型让种猪们在发情期每天趴上去“吭哧吭哧”——天长日久后，“母猪架子”被磨得锃光瓦亮，种猪们不免有了怨言，有头猪于是说：“这样下去太无趣，能不能来点情调，哪怕粘撮毛也好哇”，引得众种猪们深有同感，齐喊“来点情调”。
故事的结局比较悲惨，农场主管是个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人，把带头闹事的种猪五花大绑，先阉后杀，永世不得翻身。当然那撮毛也永远无从粘起。
但是关于来点情调，却是从人类到猪类共同追求的目标，罗素说：“幸福，来源于参差不同”，无论什么事，整齐划一毫无变化就是之于幸福最大的灾难。
不幸的是，我们的生活却长期处于一种单调机械的模式中，仿佛一个生冷硬蹭的母猪架子，更不幸的是，很多人浑然不觉，连粘撮毛的觉醒都没有。
比如说“装修”，事实上它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最大的视觉灾难，走进千千万万户人家就像爬上一个统一格式的母猪架子，一样的进门庭有个鞋柜，一样的客厅吊四方顶，一样的有幅取自某卡拉ok厅的背景装饰墙或油画，一样的茶楼“文化石”，一样的购于“靓惠”布艺城的窗帘，一样的格子餐桌布……甚至一样粉红色的马桶坐垫和卡通手纸卷筒。
这种情形和婚纱摄影照是近似的尴尬，你既然分不出a照片与b照片上新娘子有何差别，也就分不出a装修与b装修有何本质不同——生活的模式正被统一化到索然无味的地步，以至于你几乎可以在一个疲乏的夜班后走错家门，抱错新娘，而且浑然不觉。
所以我是坚决反对“精装修”售房的，随便开发商给我们准备了abcdefg不同款式的样板房，但万变不离其宗，不过是土豆炒洋芋丝与洋芋炒土豆丝的搭配花招。
再下去，我们和波兰国营农场的种猪还有什么不同？我的问题是：一，有多少人家使用同一规格的奶油色“斯米克地砖”；二，有多少人家使用其实只适用于公共设施的顶上筒灯；三，有多少人家使用全欧或半欧的罗马柱造型；四、有多少人家的强化木地板已经翻泡起翘……；五……有多少人家的主妇在互相倾诉着上述种种纯属雷同的装修后遗症……
在保罗·福赛尔轰动全球的《格调》一书中，他说：“求同，特别在居家中的求同心理，是贫民阶层最大的特征”。我要说的不是阶级歧视，但我要说的是人生而具有享乐和个性自由的权利，现在早已过了波兰农场的时代，凭什么花那么多钱还往母猪架子上跳？
好的装修是与别人不一样的装修，就是不要在墙上挂镶金边的油画不要在客厅里摆金鱼缸不要在门上炫耀罗马柱的装修——如果你认为这样才能表现出你有钱，干脆墙上清一色贴上百元大钞好了。
我的一哥们，新购“中海名城”，正以人生最大热忱装修新房，在房子工程进行到2/3之时隆重邀请我去指点。让我惊悚的是，该哥们在进门门厅地面嵌入一块一米见方的玻璃，下铺彩灯；让我更惊悚的是，该哥们在硕大客厅正前方地面亦铺就16块钢化玻璃，下亦铺彩灯及白色沙子。这必然迫使人们在霓彩闪烁之际恍然进入到“空瓶子”“芭芭拉”甚至“热舞”这样的娱乐场所。
我对酷爱泡吧的哥们说：“你还嫌不累？”他说：“这是后现代”。靠！我真想把“后现代”靠到九霄之外！
整个参观经历让人崩溃，浴室设计是参照xx桑拿房的，客房设计是参照xx度假村的，厨房设计是参照xx自助式烧烤店……最让我不能忍受的是，“书房”里留给书架的位置只有1/3，剩下2/3留给了他未婚妻的步入室衣橱。
好一个集各大娱乐场所精华之大成的装修设计，我被迫痛心疾首地对他说：“这屋子里什么元素都有，就是没有你自己”，他反唇相讥：“你不懂——那16块水晶玻璃是参照中国酒城的设计而来的，定做的啊！”……
我很想说：“即使水晶——也是水晶玻璃式的母猪架子”。
故事的结局很可能是这样：哥们每日携娇妻出没于各大娱乐场所，狂饮，暴喝，弄得身心疲惫；回到家里触景生情——又是一通狂饮，暴喝，弄得更加身心疲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家将不家，人将不人，每天洗碗、拖地，倒洗脚水等家务夫妻俩均以猜拳行令决定。
“豹子，开！”——我郑重决定送他一对骰盅，以弥那一撮毛的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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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回家的误会
这个世界是由误会构成的，雅典，是2004年最盛大的一个误会。
全希腊人口一千多万，以中国城市的规模，雅典也就是一县级市，相当于成都的成华区，晚上打车如果不堵，一根香烟的工夫就南北穿城而过了。
当我降落在这个心中的圣城后，才知道教科书、好莱坞大片和余秋雨老师是怎样联手欺骗了我们，雅典绝对不像想象中的典雅，相反它更像是一个拥挤混乱的集市，低矮的民房、狭窄弯曲的街道、随地的烟头、心不在焉的人和一群又一群呼啸而来呼啸而去的狗是这座城市的直观形象。但只有一个雅典，哪怕全世界都在白色大理石柱的巴特农神庙、蓝得令人心醉的爱琴海中误会雅典，雅典人几千年来都按自己缓慢悠闲的方式生活着，他们固执地每天睡午觉、固执地晒着太阳、固执地在街头喝着咖啡看美女，并郁闷着奥运会为什么要在自家举行。
雅典奥运的口号是〃欢迎回家〃，但很多雅典人却在离家出走，因为城市大小，政府下令居民们腾出房子出租给游客、记者，雅典人民认为十几万外乡人打破了他们原有的宁静生活。我第一天上街打车就站了近半小时，因为出租车司机们拒载，好不容易一个老年司机让我上车，劈头盖脸就说，〃明天我要去休假了，我不喜欢奥运，不喜欢这么多人出现在城市。〃下车时，他一定要多收我3欧元（30元人民币），“这是对我的补偿”。
我充分理解雅典人民的心情，这么一个出了很多思想家的地方，一定很自我，所有破坏他们传统生活方式的东西都会被拒绝，否则这座城市将有剧烈的不安全感。据统计，在申办和主办奥运过程中，雅典大大小小发生过一百多起抗议奥运的行动，很有趣的是，一部分色情从业人员也参与了，她们认为：奥运会会大大影响她们的收入，因为政府在比赛期间限制了这个行业的正常“工作”营业状态。
这样一个规模不大的城市在奥运期间的心情是复杂的，但我们从电视上基本上看到的都是雅典人民欢欣鼓舞的样子。8月30日奥运结束那天，我看到街边有人拉起标语，用英、希两种文字写着如下一句：欢呼，我终于可以回家了。
我们下榻的街区叫“exrachion”，标准的雅典老城区，由于希腊私有化程度极高，政府基本无力兴修楼宅，这个街区的住房最老的可以上溯到200年前，晃眼看去，有些像广州中山路、海珠路的老街，或者20年前成都府南河沿岸的样子……而且雅典人的生活习惯也酷似这两个城市，喜欢吃，喜欢在当街临巷的大排档吃。
我有幸见识那种排山倒海的架势，简直让人崩溃——因为他们居然把大排挡就开在神圣的卫城脚下。
卫城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地位相当于中国人民心中的天安门，卫城里有巴特农神庙，供奉着雅典的保护神雅典娜，建在城中心一座凸起的巨大白石头山上。我曾问过当地旅游部门的人，得到的回答是“lo000多家〃，天啊，围绕着神圣的卫城居然有10000多家大排档，当年围绕着圣山的是无数的战车和武士，现在是无数的餐桌和食客，历史真好玩。每到下午5点以后，卫城脚下的四五条街便会洪水一样涌来万千食客，知道的人明白是来吃饭，不知道的会以为是在又一场浩荡的特洛伊战争。
可以把吃饭弄成战争那样气势的民族绝对是可爱的，其实世界对希腊最大的误解也在于此，说到希腊总会浮现出优雅、精美、悠远、深邃的各类具象。希腊很世俗，雅典很世俗，一个不世俗的社会不可能产生伟大的思想家。
公元前399年，就在卫城脚下的一所监狱里，一个蓬头垢面的老年人坐在席子上与朋友侃侃而谈，他在谈人生谈理想谈道德，这时候狱卒走进来了，陶罐里装的是烈性毒药。老年人微微一笑，对朋友们说：〃今天就谈到这里，我要走了〃，然后一饮而尽。
他就是苏格拉底，他死前最后一句话如此的惊世骇俗：〃前段时间我吃过邻居家的一只j，没付钱，带话给我老婆，让她帮我付了。那j的味道真好。
苏格拉底死后2500年，就在同样的地点，每天都有数万人在大吃狂吃jr。所有民族惟一旦古不变的传统，不是诗书礼仪、不是珍珠玛瑙，而是吃。
真的，虽然雅典人干得很出色，但这座城市并不太适合举办奥运这样的堂会，而只适合办宴会，因为它太闲了。
排队，然后买块豆腐
其实我想讲的是一个故事：上世纪70年代，正是中国物质匮乏的时候，老百姓在物质恐慌下反而培养出一种生活乐趣——排队。那时候放眼望去神州大地每条街都有人在排队，排队买r、排队买布、排队买豆腐，甚至排队买一种用于在下一次排队中占据优先序位的号票。罗孃是个疯狂的排队分子，属于那种不管卖什么，只要看到某处排起长队便会鱼跃而入的那种中年妇女。那天下班途中，她又幸福地发现〃联升巷〃排起长龙，便奋不顾身冲了进去，花了近一个小时才排到终点，傻眼了——因为这条长龙是为刚死的某〃革委会〃主任进行的遗体告别仪式。罗孃大怒，骂了声〃龟儿子〃，结果被人保组以〃现行反革命〃为名状抓进去关了三天，出来就疯了。
时光荏苒，光y如梭，神州大地上再也难见排起一队队抢购商品的长龙，因为物质不再匮乏；但一个民族的乐趣却很难因为时间而改变，中国人民是这样可爱的一群，他们穿上马甲用另一种面目去排队。
是的，我在说成都乃至全国的〃购房热〃，在说正在翩翩上扬的成都乃至全国的，房价。每当我看到各大售楼处络绎不绝的人流，就会想起那个搞笑年代排队的故事。那一款款所谓精品楼盘的宣传文案，在我看来也就是一块五花r、二尺的确良、三斤白豆腐而已。
比如说成都，它的房价凭什么会涨到这个海拔？龙泉的楼盘已卖到2400元/平方米，华阳更卖到3400元/平方米，这也就是说，一个普通工薪阶层的人如果想住进这些郊区的房子，将要为此奋斗一辈子，一辈子的目的就是要在尚无法方便生活的城乡结合部定居，这未免太荒唐了。
成都以及杭州以及广大中国城市“购房热”是一个y谋，利用中国人喜欢排队的心理策划的一个y谋。如果你真有兴趣去售楼处看看，一定会发现这样一个普遍规律，即便楼盘开盘第一天，售楼小姐也会面若桃花地告诉你，〃不好意思，这一套已经有人抢订了〃，〃对不起，那一套也有人交订金了〃，靠！当第一天时所有的好位置好口岸就卖光了，你开什么盘？但售楼小姐仍然笑得自信而诡异莫测，看着你的眼神如同看着一条即将入网的鱼儿。
其实目的就是为了以〃旺销〃景象把你套得更深，就像几十年前一样，如果你买不到背里脊买不到五花r，有幸买点猪下水也令人觉得占了便宜。
以中国经济目前的发展水准，它无论如何不可能出现北京、上海、广州、杭州、成都这样的疯狂指数，现在的情形是这样的：少部分有钱人在上面拼命地有预谋地拉动价格，大部分没钱人疲惫地盲目地在挣扎——客观最终促使房市分裂成上半身和下半身，最后崩溃。像杭州，这个规模、人文地理、经济水准都不算的城市就是典型的在少部分〃上半身〃拉动下，把房价涨到近京、沪的地步，勒紧裤腰带买了房子的老百姓每晚都在做着发财梦，以为自己的房子已从30万涨到60万甚至100万了，但千万别把梦想当真，因为没人会买他的房子，就算哪天他成功脱手这套房子也赚不了钱，因为他将花费更高的价格去买新房子。
这个道理人人都懂，但就是不听。像杭州像成都的楼盘现在已在一种愚蠢的冲动下慢慢升高，大家都去排队，然后买一块豆腐，或者，像罗孃一样被疯。
当妖精不当齐天大圣（1）
妖精比神仙可爱，是因为妖精还没有修炼成神仙，到了神仙这一地步，基本上就没有人味了，所以孙悟空就比太上老君可爱。
当太上老君像守着老母j生蛋一样守着丹炉并冥想外太空玄妙悠长的哲理时，孙悟空这厮却在为了一个称号上蹿下跳，“弼马温”是什么称号？猴子至今未弄得十分清楚，按照天庭建制，可能属于副股级一档，初级职称，它甚至比天篷元帅猪八戒的副科级还要卑贱，这当然让本事了得的孙悟空郁闷之极。
那时候他尚未西天取经修成正果，是七十二路妖精中杰出的一股，按照我刚才的说法，是尚存很多人味儿的东东，当然就会勃然大怒，也没给天庭人事处商量，就兀自封了个“齐天大圣”的称号……后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反正天上地下打起架来，瓶瓶罐罐的砸坏了很多花花草草，很不环保。
但这就是孙悟空可爱的地方，他有人类的虚荣心和功名思想，只不过他生错了时代，在那个计划经济以及计划政治的时代，乱给自己安头衔是要砍头的，不砍头也要派个唐僧喋喋不休烦死你；不像现在，在我们这个市场经济时代你怎么给自己安头衔都行，不信，等会儿你看完我这篇文章在自己楼顶上竖杆“齐天大圣”的杏黄旗，最多只会招来几个精神病医院的白大褂逡巡。
甚至还不会，甚至会招来一干人齐声叫好，作小猴儿顶礼膜拜状，在这个眼球时代，谁名头吹得响谁就牛。
正如最近一段时间我经常看到的一些可爱新闻，比孙悟空还可爱，巴掌大的成都地面上，突然竖起一杆又一杆杏黄旗，“十大最高雅社区”“十大最人文楼盘”“十大最时尚花园”甚至还有“十大最有责任感开发商”的字样在风中猎猎作响，恍如盛世，恍如来到人类建筑史上的黄金时代，让你情不自禁要掏腰包加入到“十大”的辉煌序列中去，否则羞愧而死。
当然，旋即你会在评选并颁发这些嘹亮奖项的媒体版面上看到整版广告作为受奖者的回报，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相当于玉皇大帝给孙猴子果真封了个“齐天大圣”的称号，孙猴子每年给天庭上贡花果山水蜜桃若干。
真的，现在无论谁都像成了精了，媒体和商人哪能落后。
大约十年前，很多的中国机关企事业单位、个人经常收到这样一种信函，大意如下：“尊敬的阁下，鉴于你在专业领域里已经取得的显著成绩，本评选机构已将你列入《世界名人大全》里，以继续推动该项事业之发扬光大，如无异议，请将1500元（或500元、1000元不等）汇入以下开户银行里，3个月后你的大名将正式收录入本名人大全。此致，敬礼”云云，落款一定会是冠以“中国”“世界”字样的机构。
我们单位的老苏已经56岁了，还是副高职称的他接到这封信函时仿佛绝望人生中看到一抹北极光，“世界名人，是世界上的名人啊”，那段时间他像被那封信函叼走了魂魄，常常神秘穿越机关那悠长而潮湿的走廊来到收发室查看信箱——终于，终于在3个月零18天后（据老苏分析，这多耽误的18天是因为邮包从瑞士总部到中国辗转奔波所致），收到邮包，他看到自己的名字被印在《世界名人大全》第264页第16行处——那一天老苏破天荒请我们吃了一顿饭，用不经意的方式通报了这一喜讯，“唉，其实你们几个小兄弟晓得我的，我才不在乎这些虚名咧，盛情难却啊！毕竟人家是外国友人嘛！”很名人的样子。
惟一让老苏不爽的是，后来他发现那部据说是集世界学术精英之大全的集子看上去很像一部本市电话通讯簿，上头好多人都认识——特别是单位门口那个卖串串香的小店主也赫然名列其上，头衔是“著名民俗美食大使”。
“可恶！实在可恶！”那半个月老苏常常会莫名其妙地痛心疾首地捶着办公桌说这样的话。而我们几个小兄弟通常会安慰他：“再怎么你也是世界上千万分之一的精英嘛！”这时候，老苏会眨巴着眼睛反问：“当真？”很像孙悟空当年眨巴着眼睛问太白金星关于“弼马温”是多大官的神情。
至今，我仍觉得老苏很可爱，就像我觉得孙猴子很可爱，但我不会推而广之觉得那些“十大”们也很可爱——虽然这个世界是可以用多种标准去看待的，你认为它是欺骗那就是欺骗，你认为它是娱乐那就是娱乐，但为了齐天大圣或弼马温活得那么累，生活将失乐趣。
就像这世界上只有神仙，没有妖精，一本正经的就太无趣，当然你也不能着了妖精“r麻当有趣”的道儿。文章快收尾时，我所认识的一个房地产“妖精”发来一则短消息，上书：“告诉你做生意的秘诀——豆腐做稀了，就改称卖豆花，再稀了，就卖豆腐脑；如果豆腐做硬了，就卖豆腐干，卖不动，把它放霉了改卖臭豆腐，还卖不动，捣烂放在坛子里闷3个月，卖豆腐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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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妖精不当齐天大圣（2）
宁当妖精，不当齐天大圣。
记忆碎片·
打金街：居住1975（1）
30年前，我住在“打金街”；30年后，“打金街”没有了，只有“红星路”。
30年前，打金街两侧种满了法国梧桐，从初春到深秋，梧桐会伸出茂密的手臂厚道地遮住整条街，我们在马路边上滚铁环、抽“牛牛”（陀螺）、跳房、斗j、拍纸烟盒，把手掌拍得红肿筋痛，赢取一叠“金丝猴”“大前门”“翡翠”烟盒回家放在枕头边欣然入睡。那时候13岁的曹胜利最为了得，在柏油路上拍烟盒拍得手上布满老茧，据幺弟说，胜利家抽屉里有2000多张赢回来的纸烟盒。4年后曹胜利参军去了云南，打了自卫反击战，曾经在全班弹尽粮绝后面对着冲上来的越南人几巴掌，扇得对手两个下颌关节脱臼、一个脑震荡，荣立二等功。
打金街上早没有漂亮的梧桐树，随着城市进程，先是改成极易招虫的女贞树，后又改成万年青，现在干脆一锄头挖下去，把一条很古意的打金街变成了现代无比的“下穿式隧道”，上面铺上水泥板子而成步行街，倒也蛮整洁可观，只不过每次我看到那些染着黄毛的孩子在模仿美国孩子大跳街舞时就有一种滑稽感，因为他们跳得一点都不地道，倒像马戏团表演。现在的中国孩子已没有自己的街区娱乐方式了，统统跟着美国人、日本人、韩国人玩儿，但又玩儿不像。当年打金街上著名的“胖虾”玩划甘蔗，左手执刀能在空气中玩出6个以上的花子，再气沉丹田大喝一声，瓦蓝瓦蓝的刀片可以把1米7多高的甘蔗从头到尾划成两片，而且是贴着甘蔗皮子一划而下的，比起上海滩大亨杜月笙削鸭梨的功夫一点不差。
打金街的形成据说是因为自明末到清初战乱而来的全国能工巧匠聚集于此，产品1/3直贡大内，慈禧太后头上一直不取的那枚紫金猫眼凤头钗，就出自这条街，这使得这条街区出来的人有一种莫名的骄傲，有一种骨子里的享乐主义。哪怕他们并不记得这条街的显赫出身。
打金街由300多个院落节比而成，分南打金、北打金，小时候我居住的院子名叫“钟家大院”，后来又吹了一阵革命风，就改成“红星大院”了，那时候全中国都在吹风，有改名“红旗大院”的，有改名“井冈大院”的，还有改名叫“卫东大院”的。
“钟家大院”或“红星大院”与这条街上别的大院长得并没有什么不同，一样的红砖青瓦木石结构，一样的分前院后院加上后花园共三进，一样的由于1949年解放后镇压了剥削阶级住进了很多劳苦大众并把早前富人的花厅改成厨房，花园改成j场，而且一样的一家人吃回锅r香飘全院落引得幺婶伸出脑袋过来问：“哟，又打牙祭嗦”，一样的经常听到木板另一侧邻居晚上放p白天吵架让全院的人们都跑过来劝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成都的y雨绵绵顺着滴水檐把石板啄出时光的小酒窝……
其实“钟家大院”之所以傲视同侪的原因是出了个“蒋毛子”。
按现在的标准，蒋毛子绝对是帅哥一类，不仅帅，而且酷。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个地方在斗老干部，他召集了10来个工人赶过去就把头破血流的老干部抢下来，并手执一把大刀面对数百名造反派说：“哪个动，动老子砍死他”，然后扬长而去。但蒋毛子并没有什么政治觉悟，在那个波谲云诡的年代很容易就站错队，最终从成都乃至西南地区著名的工人头头（他最鼎盛时专门被召到北京为领袖江青接见）变为阶下囚。进监狱的时候他拒绝剃头，因为他有一头帅气的头发，结果被打得半死，吐血三升。
蒋毛子出狱后已是1975年，看上去还是一条汉子，他对社区（对不起，当时没有这么时髦的叫法）最大的贡献就是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好像是9英寸的。虽然一半以上的收看时间我们都是在看雪花点并且在电视机侧后方必须有台风扇一直为它降温，但这已经足以形成蒋毛子高大的形象了，比他手执砍刀面对数百名对手发飙的江湖传说形象还要高大。
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个年代，我们为街区拥有这样一台神奇的匣子兴奋得辗转反侧，生活为此发生了重大变化！每天傍晚，整条街的人似乎都要涌来钟家大院看电视（事实上从下午四五点开始院子里就会有小孩预先摆好板凳以占据有利位置）。需要交待的是，蒋毛子的电视在播放时是不放在家里的，而是摆在院子靠北头最中央的，以至于每当我们凝视电视画面时，上面隐隐浮现蒋毛子那张帅气的脸，以至于出门在外不要提“钟家大院”，只需淡淡地说一声“放电视那家院子的”，立马就会被人侧目三分。
那段时间，院子里的群居状态异常和睦，家长里短的是非也不复存在，我们为能看到天安门、能看到《新闻简报》、能看到阿尔巴尼亚的故事片而觉得社会主义就是好。我清楚地记得，赵忠祥那时还很年轻，并不是每天都露脸，而播放毛主席去世时，全院、全街人民都哭得死去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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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金街：居住1975（2）
居住1975——那个破旧混杂的大院是老成都的一个缩影，“钟家大院”或“红星大院”是成都人最典型的人居状态——虽然地震能给人们带来恐慌与喧嚣，但塑料布加竹子搭成的“鸭儿棚棚”成为我们永远的精神家园，就在梧桐树下，当春天回来，小燕子依然飞回到我们被烟熏火燎过的屋檐下。
蒋毛子后来死了，死于肺病，据说是狱中留下的病根。虽然蒋毛子在80年代初因承包安装东西干道（蜀都大道）的路灯而大发了一笔，但并不见他有多少财产留下。他死后留有一子，名叫蒋波，据说现为成都“的哥”中的一员，整日为交规费而忙碌奔波。
不知蒋波是否还记得——打金街，居住1975的美好年代，时间像水泥一样被凝固，我们曾一起拍过纸烟盒。
军区大院（1）
只有真正的成都人，才会对“校场坝”有着光辉而神秘的记忆碎片，“校场坝”就是军区大院，在那个军歌嘹亮的年代，它代表着身份、信仰和可保障的经济条件。那时候不讲究递名片，但只要你在寒暄中不经意透露出“校场坝，军区大院出来的〃，立刻会迎来肃然起敬，因为你比一般人离毛主席更近。
从广义而言，“校场坝”分布在成都的东西南北，分别被老百姓沿用历史的称谓，叫做〃东较场〃、〃西较场〃、〃南较场〃、〃北较场〃；在我的记忆中，地位最崇高的就是〃北较场〃，它装点了我们烦躁不安的青春时代。作为一个父亲曾为我军下级军官的儿子；我像真正的小p孩在父亲为师级和军级的胡斌、王兵蛋的带领之下，短暂经历了这样一个时代。
“苏联人〃和我们关系还融洽时帮着盖了几幢楼，和苏式建筑一样，高大而笨重，远远望去，像趴了几头北极熊；和苏联人相掰了以后，中国人自己建了更多的房子，模仿痕迹严重且不结实，天长日久则有些残破。
这样的残破给我们很多乐趣。王兵蛋的爷爷是副司令员，这使他很自然地成为一群中下层军官子弟的〃一哥〃。他人小，但胆子很大，〃北较场〃的公共澡堂后面是一段围墙，趴在围墙上可以透过残破的楼墙看到澡堂里依稀的光景，但并不真切，只可见雾气中有丰r肥臀摇来晃去。那是一群正处在或马上处在青春期孩子的口千舌燥的时光，直到马三有一天在看到一幅很具体、很有冲击力的图像后忍不住热血上涌，呻吟一声〃我的妈也〃，窟窿才很快被毛巾挡住，并且第二天便用水泥仔细补好。
后来大家都不带马三玩儿了，他为此无比羞愧，曾拿巧克力贿赂我们，但未遂。
“北较场〃占地广大，从文殊院到通锦桥，从灯笼街到北护城河，是成都的城中之城，从建筑学的意义而言，它只是一堆水泥和砖头的简单组合体，从社会学的意义而言它就是老百姓的居住图腾——每天从早到晚，轮子上涂了白漆的吉普车和尾巴上飘扬着警备区旗帜的摩托车吞吞吐吐，间或有女兵神气地坐在上面，皮肤白白的，不苟言笑，像威严的仙女。
凌晨6点钟，嘹亮的起床号准时响起，然后就会听到密集的脚步向大c场涌去。大c场坐北朝南，主席台前庄严矗立着一尊巨大的毛主席汉白玉像，仅比天府广场的那尊小一点。跑完步，然后又涌到大小共3个食堂去吃饭。一例的馒头稀饭咸菜，但小食堂会配以奶粉冲的牛奶。
后勤部的孩子在生活条件上要富裕一些，时常会有些如巧克力之类的东西带在身上显摆，这往往容易导致打架，且司令部的孩子屡战屡胜。那一年冬天，阳光灿烂的一个上午，女兵们正围坐在c场的草地上学习党中央的新文件。这时，再一次大获全胜的“司令部〃押着灰头土脸的〃后勤都〃走过来，每人面前被塞了一本中学教材《生理卫生》，强制住的他大声朗读——〃第7章，生殖系统。青春期时第二性特征开始明显发育，男性主要表现为喉结突出……女性主要表现为……〃吓得数十个女兵花容失色，尖叫着逃散。而〃后勤部〃的孩子更觉得羞愧难当，兵蛋儿正为他们的一手策划满足不已的时候，感到耳朵剧痛，他老爹走过来对他一顿狂扁。
这被当成一个严重事件来处理，兵蛋儿被关进了在现代居住建筑理念里被认为极不人道的黑屋子，被饿了一天一夜。但他仍然是我们心中的英雄，因为他不仅没有哭，而且禁满出来时还笑了笑说： 〃妈妈的，那黑屋子好臭！〃后来兵蛋儿被他爹弄去当兵，好像是什么坦克旅，后来好像又去了石家庄军校，反正我再也没看见过这个曾经的精神领袖。他走后，“司令部〃也开始式微，在战斗中往往输给因营养充足而牛高马大的“后勤部”。
不过这样的日子很快过去，大家都在长大，考上大学的回来时胸前会有一枚红底白字的校徽、一定把胸脯挺得高高的；利用老爹关系经商的；腰间定会有bp机乱叫或者一部大得砸死人的〃大哥大〃；到地方机关当小干部的则低调得多，但也会不经意间透露可以偶尔批点政策条子的权力发生在阳光灿烂下午的故事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散去了。曾经风光无限的军区大院也因为一个又一个新兴楼盘的崛起而失去光彩，几十幢灰白色的4层水泥楼看上去那么土气而呆板。而那几幢因为给共和国做出过重大贡献老将军们的独立小院，看上去不再有过去那么神圣不可侵犯，后来甚至据说边上修了咖啡厅、音乐茶座，从而让容易失眠的老将军们非常愤懑。
终于，住在大院里不再是一种风光，而成为生活缺乏变革的潜台词。90年代末期，大家纷纷从“城中之城”搬了出来，有一小部份因为聪明实干，终于通过拼搏和天生的人脉关系居住在成都的几大 〃高尚社区〃里，西装革履，开着奔驰宝马，身上再看不到军营生涯的痕迹。
军区大院（2）
但那样简单而富有生机的居住记忆却挥之不去，磨拭得链光瓦亮的水磨石地板、黑色的印着标志的军用皮沙发、热气腾腾的加了苏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