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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闪烁着黑魆魆的光，就像眼睛的眸子一样。
它的形成年代尽管久远，但看起来却十分完美、新奇。它从地球上升起来，犹如魔鬼的眼睛，在经历漫漫岁月的长眠后，终于睁开了。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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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熟悉的陌生人（1）
序
想象一下，有个人和你长相几乎没什么两样。她穿过房间，望着你，说声“你好！”，说话的声音和你一模一样，你会是什么感觉？你发现她的生日、过敏症、痉挛的发作，甚至笑的模样都和你相同。看着这个人，你仿佛是在凝视自己的眼睛，从外面观望自己。这个相貌酷似你的人具有和你完全相同的dna，实质上就是你的克隆。
然而，我们不必去想象我们是一对双胞胎。小时候我们被不同家庭收养，长大成人。我们知道彼此是双胞胎之后，35岁时才第一次相见。
我们试图了解这一内幕，同时本能地想记录所掌握的情况。重逢后的最初3个月内，我们发了数千封电子邮件，比较我们最喜欢的电影、书籍和食品。很快我们发现彼此既有一些不可思议的相似之处，也有一些令人惊讶的不同之处。
我们全身心地了解彼此，情不自禁地对先天和后天影响进行非正式研究。我们不清楚我们个性的哪些方面是由基因决定，哪些方面是由环境影响所致。
起初，我们打算各自撰文描述我们的重逢，但这一计划后来变成我们两年协同完成的一个项目。我们在了解亲生父母家庭，分析我们分离的原因时，发现安置我们的一家收养机构令人不愉快的真相。我们了解到我们分离的原因不是情势所迫而是现今摒弃已久的理论——孪生现象给双胞胎本人和他们的家庭带来负担。一些参与同胞子女秘密研究的人员曾经对我们和其他被分离的双胞胎和三胞胎进行跟踪研究。
许多难忘的双胞胎故事，如《王子与贫儿》等文学作品和《父母陷阱》等流行经典作品，都围绕起初分离但最后团聚的双胞胎展开。这一传奇反映了人们对自我本质的根本兴趣。同时，这一永恒的故事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每个人与众不同的原因是什么？
自1875年以来，这一问题一直使科学家们着迷不已。当时，查尔斯·达尔文的表弟，英国人类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爵士开展了有史以来第一项双胞胎研究。高尔顿比较了一组同卵和异卵双胞胎，认为“先天因素的影响远远大于后天的影响”。自那时以来，分离的同卵双胞胎——dna相同，但在不同环境中长大——给研究人员提供了宝贵的线索，使他们得以理解先天和后天这一永恒的问题。二战期间，门格尔在纳粹集中营对双胞胎进行骇人听闻的试验。自那之后，这类研究逐渐减少。通常，人们对行为是天生的这一观点嗤之以鼻，甚至认为这一观点反映了种族歧视。
如今，大多数收养机构禁止分离双胞胎，认为这可能有害健康。《双胞胎：关于我们自身》一书的作者，普里策奖获得者劳伦斯·怀特估计，世界上经确认分离的双胞胎不足300对。和我们不同的是，大多数双胞胎在一段时间内由血缘关系亲属抚养，都知道自己的孪生兄妹，或者彼此接触多年。
在超声波扫描图像上，我们看到双胞胎在母体的zg内亲吻、击打、拥抱。显然，双胞胎之间的亲密联系在出生之前就已存在。然而，在母亲体内一起呆了9个月之后，我们重逢之时却形同陌路。
第一章
埃利塞：6岁时，母亲，也是我的养母，我的真正母亲，就已过世，但整个童年时代，我总觉得母亲在天堂里关注着我。我内心珍藏着她的一些形象，如同珍贵的照片一般，我可以随时使这些形象复活。我仿佛看见，一个周六的夜晚，她坐在梳妆台前，描着她那黑亮亮的睫毛，准备和爸爸一起出去。她那香奈尔5号香水的香味令人痴迷。
我能看见她。我穿着睡衣站在门道里，她在镜子里朝我瞥了一眼，对我笑了笑。她头发乌黑，仿佛白雪公主一般。去世之后，她似乎只是暂时失踪了，如同一位公主被流放到某个偏僻王国一样。我相信在那个王国，她会赐予我神奇的力量。
在长岛社区，我跳绳跳得比其他女孩好。我知道这是因为母亲和我在一起。同爸爸和哥哥一起去钓鱼时，母亲帮我把钓到的鱼拉起来。我只需集中注意力，便可调用母亲的力量，我的青蛙会获得社区比赛的胜利。
我没有被允许参加母亲的葬礼，她的死对于我而言始终是个谜。其他孩子问起她的死因时，我很有把握地说她是因为背疼而去世。后来我才知道她背疼是因为癌细胞已侵入她的脊椎。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最熟悉的陌生人（2）
母亲的离去使我意识到自我的存在。我记得她过世后不久，我站在房子的窗户前，屋内一片漆黑。一人独处时，只有我在窗户玻璃中的映像与我相伴，我开始意识到自我。然而，离开窗户玻璃时，我的映像消失了。我问自己，为什么我是自己而不是其他某个人？
2002年秋天之前，我从来没有去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几个城市和多种文化塑造了我，我为此感到自豪。我对母亲的死一无所知，我搜集到的几个情况在我看来是那么重要——她去世时才33岁，这似乎与我们家新地址格兰纳达圆形区33号有某种联系。我在巴黎呆了一年之后年满33岁，这时我越来越想了解自己的出身。这或许并非偶然。人到33岁的感觉同其他人描述的人到30岁没什么两样。我觉得自己应该顺理成章地步入成年。
为矫正严重的散光，我近日开始戴眼镜。由于散光，数年来我所看到的世界只是美丽的模糊景象。戴眼镜之后，往昔看不见的所有细节一下子被聚焦，被放大。不过，即使这意味着放弃自己关于世界的乐观看法，我也愿意面对现实。
我在最靠不住的地方上班，在位于巴黎商业区中心的一家法国资本投资公司做临时接待员。我在这里上班，部分原因是我想吃除罐装炖菜之外的食物。聊以z慰的是，我和那些使用通勤票的郊区人不一样。他们得省下钱来购买卫星接收器，支付每年到法国南部6周假期的费用。
刚开始，我观察法国商务礼仪，觉得有趣。不过，这种新鲜感逐渐消失。于是，我便摆弄起前台电脑。我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姿态，一坐就是几小时。我一边接听电话，一边在不同搜索引擎内键入一些单词和话题。我键入老朋友的名字，发现来自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同学已做了哲学教授和纪录片导演。有一位甚至制作了最新的雅克？库斯托电影。
此外，我还将煮好的浓咖啡送给那些穿着制服的大人物。与此同时，我开始怀疑自己所走的道路是否能够实现导演电影名作的梦想。大学毕业之后，我移居到巴黎，离开了纽约和男朋友，追求一种自认为是风格独特的导演所过的生活。我经常到索邦大学附近街道两旁的小影院和小戏院看电影，这便是我在巴黎所接受的电影教育。坐在漆黑的影院里，我仿佛又回到了让人感觉安全的母体，与陌生人组成的国际大家庭里的人连为一体。
我想走得远远的，成为另外一个人。在法语中，我的名字“斯塔西”听起来像东德秘密警察的名称“斯塔思”。我想起一个在任何语言里都可以发音的名字，于是我选择了我中间的名字“埃利塞”。不过，我不能完全改变自己的名字，因为不管我跑多远，我总是希望人们能够轻而易举地找到我。
我的家人仍然叫我“斯塔西”，但不会当面叫，因为我4年来都没见过他们。我哥哥患有精神分裂症，不能走出家门，更谈不上乘飞机。我不在家，这让他们觉得方便。我批评他们过度消费，而他们不能理解我为什么不愿意选择他们的生活方式。如果我付不起每月215美元的房租，他们会帮我摆脱困境的；尽管如此，我却不愿意让他们这样做。我同父亲和继母托妮的联系只是两周打一次电话到俄克拉何马州。我11岁时，我们便搬到了那里。
“一切都好吗？”他们会问。
“是的，你们一切都好吗？”我回答道。
“一切都好。和往常一样。”“和往常一样”意味着我侄子还在把家里搅得j犬不宁。侄子泰勒小时候就被收养在家里。杰伊和他当时的女朋友抛弃了泰勒。挣扎于精神分裂症的发作，杰伊和达娜——一个17岁的高中辍学生，无力抚养孩子。我从来没有看见他们吸毒，但有传闻说达娜怀孕时喜欢闻油漆的味道。
自从我蹑手蹑脚走进医院病房，看见泰勒来到人世间的那个时刻起，我就一直想做他的守护天使。我甚至想过把泰勒偷偷带到加拿大，当自己的孩子抚养。可是，如今这个孩子已变成脾气暴躁的少年，而我当初对他抱有很高的期望。后来泰勒开始吸毒，情况没有什么转机。由于我和父母对如何对待泰勒有分歧，我便被排除在他的生活之外。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最熟悉的陌生人（3）
办公室里一片寂静，只有电脑的嗡嗡声。格朗热先生在开一个重要会议，他让我不要打扰他。于是我表面上客客气气，私下里却通过因特网与外界联系。
突然，我灵机一动，键入“收养查询”。如今；已没有任何退路。
于是，无数个网站出现。我对这些网站进行挑选，找到了纽约州收养信息注册处，这家机构的声誉似乎是最好的。在有些州或其他国家，收养档案对被收养人开放。但在纽约州，收养档案是封存的，只有向法院申请方可启封。如果收养各方都注册的话，收养注册处会让亲生父母、孩子和兄弟姐妹接触。
也许我的亲生父母只是在等我去注册。不久，我就可以与这些令人生畏的神秘人物团聚，他们使我的生活蒙上了y影。也许寻找多年之后，他们还是不能找到我。另一方面，我只是个临时雇员，当然还没有达到艺术成功的巅峰，哪怕它是微不足道的。想到会使这些想象中的亲人失望，我很沮丧。也许他们会再次抛弃我。也许他们已经平静地接受多年前做出的决定，压根就不会烦恼。我只不过是他们生活中出现的小小波折而已。我寻找亲生父母可能出现的情形及其影响在我脑海中无限增加，数不胜数。
我填了一张表格，要求提供关于我亲生父母的公开及非公开资料，并寄往设在奥尔巴尼的注册处。
保拉： 在我最早的记忆中，我还记得坐在外婆排屋前的砖砌台阶上。外婆的房子坐落在布鲁克林的东弗拉特布什街区。我像印度人那样盘腿坐在地上，两腿苍白，瘦骨嶙峋。我不停敲击着黑色的手动打字机，在上面练习“弹钢琴”。我尽量坐得笔直，显得成熟。我一次按下许多键，打字机辐条便卡在一起，我担心把打字机弄坏了。
小时候我就对打字机着迷，我认为这很早就表明我最终的职业是作家。也许，在那个和煦的夏日下午，打字机是我在外婆房子里所能找到的与玩具最近似的东西。当然，我经常回想起这段往事，因为它是为数不多的与外婆有关的往事之一。两年后，外婆就过世了。
她是我有幸遇到的唯一的祖辈亲人，其他祖辈亲人在我出生之前就已去世。在长大成人之前，我缠着爸爸妈妈回答关于这些如烟往事的问题。我常常嫉妒那些有外公外婆的朋友，外公外婆给予他们关爱，更不要说给他们礼物了。
如今，我明白自己之所以非常依恋外公外婆，是因为他们同与我无关的过去有联系。我所拥有的关于他们曾活在世上的唯一证据是爸爸妈妈的一些照片。这些照片存放于阁楼上发霉的旧剪贴簿里。这些照片都是黑白照片，我猜想外公外婆生活的时代还没有彩色照片。和其他孩子不同，我不能仔细端详粗糙的旧照片，找到和自己长相相似的人。
这些年老的陌生人怎么和我有关系呢？仅仅是因为我把养父母看成自己的“真正父母”，他们的父母就自动成为我的祖父和祖母吗？
尽管人们传统上认为“血浓于水”，我始终认为家是创造的，而不是生来就有的。妈妈从“亲爱的阿比”专栏剪下一首诗，贴在我婴儿书的内封面里。这首诗写道：“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你生长在我的内心深处，而不是在我的心脏下。”
一个秋天的下午，那时我很快就要过6岁生日。我依偎在外婆旁边，坐在疗养院里她那硬邦邦的单人床上。外婆在那里度过了她一生中的最后一年。按照现在的标准，外婆71岁，还是比较年轻的，不过在当时，她似乎算得上是长寿老人了。她瘦骨嶙峋的双手托着我的小手，我们静静地坐在那里，仿佛过了很久。虽然我们没有说话，但她用眼神向我告别。
我母亲没有亲生子女，姨妈也从未结婚，没有孩子，外婆的血脉在母亲和姨妈这一辈人过世之后便不复存在。而且，我相信外婆从来不会觉得和我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不是她的嫡亲后代。
如今，我又回到了布鲁克林，这离我母亲出生、长大的地方不远，我外公在那里开了家犹太r食店。不过，除外婆之外；母亲的其他家人要么很早就已经去世；要么移居到南方。我告诉妈妈我们计划搬到斜坡公园，她满腹狐疑地问道：“你迁到了布鲁克林？”对她而言，郊区才是“应许之地”。我们为什么要在她想方设法离开的地方安家？
最熟悉的陌生人（4）
埃利塞：我曾写信给收养注册处。6个月后，我收到了关于生母的唯一资料，这份资料是我期盼已久的。注册处来信告诉我，他们已同曾经安排我让别人收养的一家收养机构——路易斯？威斯服务公司联系，要求他们将非公开资料寄给我。算是一种安慰吧，他们随函寄来一张表格，列出我母亲的各种特点，其中只有我母亲的国籍（美国）和年龄（28岁）是现在填的。
我马上算了算年龄：亲生母亲现在可能65岁左右，而非50出头。在我心目中，她是一位怀孕的少女，遗弃我的时候生活在纽约黑社会的边缘。我可以稳妥地排除许多可能是我亲生母亲的人选：她不是影星伊迪？塞吉维克。传说1967年她在电影公司时与传奇歌手鲍勃？迪伦逢场作戏……我对此一直持怀疑态度。我亲生母亲那时已28岁，完全可以抚养孩子，因此肯定是发生了不同寻常的事情，不然她不会将我遗弃。
我在布拉格学习电影3年之后，便回到了美国。28岁时，我经历了平生第一次分娩的阵痛。以前，我一直以为，作为艺术家，我不得不在家庭和电影事业之间做出选择。我选择了虚幻的电影世界。在布拉格那神话般的城市里，我渴望将彩色灯光变成图像的梦想最终变为现实。我被选送到著名的fau电影学院深造，参加一个国际课程班的学习。我打点行装，深知自己已无回头路。
我拍摄了一部16毫米短片《我偷走了幸福》。这部短片受到了好评，1996年被科罗拉多州特柳赖德电影节接受。这时，我觉得自己的选择是对的。我就像一位刚分娩的母亲那样骄傲、知足。然而，这一知足却不完美。
我虽然对为了事业放弃家庭的理念深信不疑，但内心里却非常渴望拥有伴侣和孩子。我想即使自己从未怀孕，将来某一天总会有个任性的、被人遗弃的孩子进入我的生活。在我看来，我的那位同性恋挚友约翰会帮我抚养孩子的。
1968年，我的生母显然还没有做好抚养孩子的准备。不管她替我找养父母有多崇高的动机，但她最终还是将我遗弃了。这封信说明她如今并没有在寻找我。
我不得不接受这一现实，即生母的身高、体重和眼睛的颜色等特征将永远是个谜。
我曾要求收养机构提供有关资料。过了6个月之后，在2月寒冷的一天，我到家时看到寄自路易斯？威斯服务公司的挂号信，十分惊讶。他们是不是有新情况要告诉我？我的生母是不是在找我？我想回味这一时刻的酸甜苦辣，一边倒饮料，点燃香烟，一边盯着信封。
我品味着充满期待的最后时刻，灵巧地打开信封。我急切地浏览了这封信，很快我注意到第三句：“你于下午12点51分出生，是双胞胎姐妹中的妹妹，你的生母28岁，是犹太单身女士。”
这句话虽然看起来似乎不可思议，却验证了我内心深处的揣测。一时间，往昔和现在仿佛交融在一起，意味隽永。我内心充满着喜悦。
我紧张得屏住呼吸，一把抓起电话，打给一位知心朋友，想与他见面。起初我本能地想告诉朋友这一消息。我想让让克劳德看看这封信，弄清楚我是不是在做梦。
在蒙帕纳斯大街的一家比利时酒吧里，我和55岁的文学爱好者让克劳德在一起喝啤酒。到下午3点钟左右，我们喝干了一瓶啤酒。他同我一样对我的发现感到非常吃惊。晚上我常常教他英语，之后便在一起喝酒，但他在酒吧里同样轻松自在。他穿着十分讲究，常常将一品脱浓郁的比利时甜酒一饮而尽。我把这封信的一些细节讲给他听，他孩子般地感到好奇，眼睛瞪得大大的。
对于我而言，孪生姐姐是抽象的、模糊的，还有许多问题需要去寻找答案。譬如：我们是异卵双胞胎还是同卵双胞胎？看着自己会是什么样的感觉？那是不是我总是喜欢端详着镜子或商店橱窗中自己的原因？一想到她和我过着一样的生活，和我一样住在巴黎，提高着法语水平，让克劳德和我不禁笑了起来。我们有多少次是擦肩而过？这时，我想起一部最受欢迎的电影，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拍摄的电影《维罗尼卡的双重生命》。这部影片讲述了一位年轻的法国姑娘到波兰去，路上巧遇和她长相酷似的人。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最熟悉的陌生人（5）
“我们为什么分开？”我委婉地问道。
冬日的下午，光线非常明亮，让克劳德脸上露出一副困惑的表情。他望着我，仿佛这是个解不开的谜，一个他冥思苦想的哲学难题。
“这就像阿道夫？德埃内里导演的19世纪系列剧《两个孤儿》，”他常常提到一些玄乎的东西，大声说道，“他们想揭开自己出身的秘密。”
我们接着喝第二瓶啤酒。我把烟灰缸挪走，把信摊在桌子上，这样我们可以一起看信。
“信上说我的，呃，我们的生母——说‘我们的’真别扭！——非常聪明，智商高，在一所名牌中学读书时成绩出类拔萃。”我一边同让克劳德一起仔细阅读这封信，一边朗读起来。
“她非常聪明！” 让克劳德兴奋地说道，“这倒是在预料之中！”
“她获得了奖学金，考上了大学，但因为情感问题中途辍学，”我接着朗读，“她曾因情感问题住院治疗。”
“情感问题？” 让克劳德问道，“是不是类似于抑郁症之类的问题？”
“间接资料表明你母亲患有精神分裂症，属于混合型的，但后来通过药物治疗得以治愈。”
我望着让克劳德，希望能得到他的安慰。他对我无声的发问做出回应，握着我的手，说道：“你没事的。”
这封信指出我生母的精神分裂症已治愈，但我知道我哥哥一直在与精神分裂症抗争，目前还没有能够治愈这类疾病的灵丹妙药——1968年当然也没有。我不愿接受对她病情所作的诊断。如今，混合型的精神分裂症或许可以准确地诊断为躁郁症。
不过，哪怕她是疯子天才，我也愿意找到她。
我对精神病的遗传因素很好奇，想知道这些因素对自己的情感问题有何影响。大学三年级时，我曾患有精神抑郁症，身体衰弱，因而常常卧病在床，而且考虑过退学。我的孪生姐姐是否也得过类似疾病？倘若她真的疯了，看到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行为举止却发狂的人，我能受得了吗？看到一个陌生人体貌特征和我一样，却神志不清，我担心不能正视自己曾经差一点未能脱身的生活。
让克劳德和我再三思忖着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如果姐姐死了，我怎么办？14岁时我服用过硫磺抗生素，产生了非常严重的过敏反应，差一点死去。要是她对这种药也产生类似的反应却没有活下来，那会怎么样？如果看着她就像看到自己一样，不过她没有那种化学烧伤造成的伤疤，我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这一伤疤不太显眼，但对我而言是那么的熟悉。倘若我为情所困最终找到孪生姐姐，她却是娇生惯养的公主般的美国犹太人，不愿和我相认，并对我多年的流浪生活嗤之以鼻，我该怎么办？
然而，最让我害怕的情况莫过于她不再孤独，过着安定的生活，身旁有心心相印的伴侣和孩子。看到她家庭幸福，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后悔选择了一种自由自在却很寂寞的生活。我们思考着这些情形，有时内心不安，陷入沉默。不过，我们感到庆幸的是，我知道了自己的身世。我清楚寻找孪生姐姐是个漫长而艰辛的历程，但想到我一直感受的孤独如今并不存在，而只是名义上的，我的内心就平静了很多。
“这才刚刚开始。”让克劳德说道。这的的确确是新生活的开始。不过，我内心深处一直觉得自己有个孪生姐姐。
在图书馆的一本书里，我看到双胞胎在母亲zg内偎依在一起的图画。母亲怀胎6个月时，我第一次睁开眼睛，肯定会看到孪生姐姐朝后望着我。
心理学家认为，双胞胎不仅在出生时与母亲痛苦地分离，而且他们与双胞胎同胞的联系也会被粗暴地割断。他们曾经共居于母体内，关系密切，分享母体内的营养与空间。
虽然科学研究尚未证明胎儿在母体里时是否具有意识，许多人却声称他们有关于失散双胞胎兄弟或姐妹的记忆。这可能是因为，按照研究人员的估计，12％至15％的胚胎是孪生的，但只有80分之一的孪生胚胎存活了下来。
超声波检测表明，母亲怀孕初期，第二或第三个胚胎囊可能存活，只是到后来才消失。此时，这些胚胎可能部分地被母体或它们的孪生同胞重新吸收，也有可能完全脱落。怀孕期间，只要没有并发症，这些被形象地称作“消失的双胞胎”的胚胎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常常无影无踪。由于双胞胎更有可能是左撇子（20％的双胞胎是左撇子，但总人口中只有10％至12％的人是左撇子），一些研究孪生现象的专家推测，许多左撇子是双胞胎胚胎中存活下来的胚胎。
最熟悉的陌生人（6）
不过，在比较罕见的情况下，两个胚胎合为一体，一个孪生胚胎与另一个孪生胚胎合并，形成一种嵌合体。在希腊神话中，这类嵌合体拥有狮头、羊身和蛇尾。与这类命名为凯米拉的怪物不同，人类嵌合体只有通过dna检测或血y检测才能发现。这些检测表明一个人常常有两种血型。
但是，由于同卵双胞胎血型相同，要从新生儿身上确定原来母体内是否有个同卵双胞胎和她在一起，几乎不可能。
保拉：我周围是迷宫般的纸板箱，人显得格外渺小。我不知道丈夫和我怎样收集到这么多废品。书籍和装满旧衣服的垃圾袋四处堆放着，似乎召唤着人们去翻找、整理。
我们搬到布鲁克林的新公寓才刚刚一个月。今天是我特意安排整理房间的日子。苦行僧的生活看起来挺不错。我想象着自己有一套禅堂式的房子，里面家具不多但很雅致。然而，现实情况——尤其是我有个蹒跚学步的孩子——要比这乱得多。
这是2月里的一天，天气非常寒冷，人们呼出的气依稀可见。尽管天气寒冷，但我丈夫艾弗还是把女儿杰茜裹得暖暖的，用手推车把她推到附近c场上玩。这样，我可以专心干眼前的工作。我已宣布在两周后女儿过两周岁生日之前，把这些搬家用的箱子全部清空。
给女儿过生日，不仅可以展现杰茜刚学会的走路和说话技能，还可以充作非正式的审判日。我们决定离开令人胆战心惊的东村，搬迁到适合居家过日子的布鲁克林斜坡公园时，我很清楚那些性情古怪的朋友可能不能理解。在杰茜的生日聚会上，那些来自东村的朋友将有机会参观我们的新居，讲些我们如何上当受骗的消息。
我过腻了放荡不羁的生活。作为记者和电影评论家，我经常出没于电影试映、艺术节开幕式和深夜聚会等活动。结婚之前，我和我的室友以举行喧闹聚会而出名。参加这些聚会的人形形色色，有独立制片人，有雄心勃勃的摄影师，还有摇滚乐乐师。我记得一次狂欢会特别热闹。正当一群全身戏妆的莎士比亚戏剧演员退场时，一位著名的德国导演和他的舞伴却戏剧性地登场了。
艾弗和我曾经认为在东村养育儿女是冷静的象征。与其他不愿在郊区（我长大的地方）抚养孩子的家长不同，我们以生活在郊区而自豪。我们通常乘坐公交车和地铁，不再开着小车带着杰茜四处兜风。杰茜经常到破旧不堪的汤普金斯广场公园去呼吸新鲜空气，而不需呆在后院里。
但是，无论我们如何推崇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们却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即我们600平方英尺的公寓很快就会不够用。这套房子位于一栋没有安装电梯的楼房内。我们打算将来某个时候给杰茜生个小妹妹或小弟弟，所以需要更多空间。在我们看来，斜坡公园以维多利亚式别墅和开明居民而著名，该地区房屋墙壁上的涂鸦少，树木多，这些要比东村强。
圣诞前夕，我们搬了家，在火炉边品尝外卖的比萨饼，迎接新年。然而，身居此地，我最担心自己可能成为老套的纽约人：斜坡公园妈妈。在东村，为人父母曾经让人变得勇敢。在斜坡公园，我们仿佛是一群妈妈中的士兵，每个人只要一听到手推车上“小警官”的呼喊，就如同接到命令般马上冲过来。在这个地区，孩子就是非正式入场券。这里，人行道上摆满了双人手推车，咖啡馆里坐满了喂奶的母亲和憔悴的父亲。
我曾努力在居家母亲生活和自由创作之间找到平衡点，可是转变角色比我想象得困难。偶尔，我会把脏n布扔到一边，给不同杂志和报纸写文章。写文章不仅可以赚点外快，而且还可以确保我不至于将所有精力都放在做母亲的琐事上。
我在杰茜的书架上摆满了她最喜欢的小熊维尼故事书和莫里斯？桑达克的作品。我想我们正在建设一个家园。在这个家里，杰茜将有自己最初的记忆。我希望我们能给予她稳定的生活，如同我父母曾给我稳定的生活一样。十几岁时，我觉得他们生活得循规蹈矩，让人感到压抑。不过，我感到欣慰的是，在成长过程中，我可以指望父母给予我支持，如同我最喜欢的电视剧《布雷迪家庭》中的父母一样。我可以指望妈妈捐款给学校烘烤食品展销会，设计富有创意的万圣节服装，自愿担任童子军的训导。爸爸总是赶市郊往返列车，回家与家人一起吃晚饭。妈妈通常在下午6点准时做好晚饭。
我不会做饭，也不会缝纫，自然也对童子军训导不感兴趣。我不得不承认，我不可能达到电视剧《布雷迪家庭》所倡导的母亲标准。我唯一想模仿的是这样一种不变的感觉，即每当我们需要爸爸妈妈时，他们总是施以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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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入侵（1）
1
索拉纳
她当然有名字——这个名字是她出生时起的，也是她生活中大部分时间里用的——但是现在，她有了新的名字——索拉纳·罗哈斯。这是她侵占的人家的名字。一旦有了新的身份，以前的那个人就不见了，根除了。对她来说，这就如同呼吸一样容易。她是九个孩子中最小的。她母亲玛丽·特雷西十七岁时生了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十九岁时生了第二个孩子，还是个男孩。两个孩子都不是婚姻的产物，尽管他们都是随父亲的姓，可他们从来不认识他。他因吸毒受到指控，被送进监狱，后来死在了那里，是被同监狱的一个犯人杀死的，为争一包烟。
玛丽·特雷西二十一岁时嫁给了一个名叫帕诺斯·阿吉拉尔的人，八年中给他生了六个孩子，后来他弃她而去，跟人家跑了。她三十岁时发现自己孑然一身，一文不名，只有八个孩子，大的十三岁，小的才三个月。她只好又嫁人，这一次嫁的是个勤劳可靠的五十多岁的男人。后来这个男人有了女儿索拉纳——他的第一个孩子，她的最后一个孩子，他们俩唯一的血脉。
在索拉纳成长的过程中，她那些同母异父的哥哥和姐姐声称要做各种各样的人，什么运动员、士兵、做恶作剧的、有成就的、戏剧女王、骗子、圣人和万事通等。留给她的只有做个一事无成的人。跟她母亲一样，她婚前就怀孕了，刚刚十八岁的时候就生了个儿子。自那以后，她就一直倒霉。什么事都不顺。挣多少花多少，没有任何节余，前途渺茫。至少她的哥哥姐姐们是这样认为的。她的姐姐们给她安慰，给她建议，训她，哄她，最后彻底绝望了，知道她永远不会有什么改变了。她的哥哥们尽管恼火，但发泄一通之后总是拿些钱出来，帮她摆脱困境。她有多么诡计多端，他们没人知道。
她是一条变色龙。她装出一副什么事情都做不成的样子。她跟他们不一样，跟别的人也不一样。她花了好些年才完全觉察到这一点。起初她以为自己的这种古怪能活跃家里的气氛，但早在上小学的时候，她就对真相有些了解了。其他人之间的那种感情纽带她没有。她跟他们的情感不相通，好像她不是人一样。她假装跟自己同年级的那些小女孩和小男孩一样，像他们一样争吵、流泪、闲谈、傻笑，像他们一样努力做到优秀。她观察他们的举止，模仿他们的举止，把自己融入到他们的世界之中，直到看起来跟他们一样。他们说话时她c进去，装作对一个笑话饶有兴致，或者重复一遍人家说过的话。她没有跟人家不一致的时候。她不发表意见，因为她没什么意见可发。她不曾表达过自己的愿望或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她是无形的——是一座海市蜃楼或者一个幽灵——在寻找机会达到自己的目的。她那些同班同学都专注于自我，不在意别的东西，而她却高度戒备。她什么都看见了，却又什么都不关心。到十岁的时候，她知道自己的伪装一定会有用武之地，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到二十岁的时候，她消失不见的举动变得非常快，非常机械，常常连自己都还没有意识到，她就不在房间里了。她刚刚还在这里的，可转眼之间就不在了。因为她能像镜子一样反映出跟她在一起的那个人，而且无论对方是何许人，她都能变成她，所以她是个理想的伙伴。她是个笑剧演员和小丑。人们自然就喜欢她、信任她。她也是个理想的雇员——负责可靠，任劳任怨，不知疲倦，有求必应。上班到得早，下班走得迟。这使她好像非常无私，而实际上，除了那些有助于实现她的目标的事情，她是彻头彻尾地冷漠。
在某些方面，她不得不找托词。她那些哥哥姐姐大部分人都把学校念完了，在这个阶段似乎都比她成功。能帮助帮助小妹妹，他们感觉很好。小妹妹的前途跟他们的比起来还是令人同情的。虽然她乐于接受他们的慷慨给予，但她并不喜欢当他们的附属。她找到了一个让自己跟他们平起平坐的办法，得到了相当多的钱，她把这些钱存在一个别人都不知道的账户上。最好不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命运改变了多少。她最小的哥哥，就是获得法律学位的那个，是哥哥姐姐中唯一一个用得上她的人。跟她一样，他也不想在工作上付出太多，倘若值得，他不怕犯法。书包网 。。
非法入侵（2）
她曾经借过人家两次身份，变成过另外一个人。她充满深情地想着自己变过的那个人，就像一个人在思念迁居到另一个州的老朋友一样；又像体验派演员，要扮演一个新的角色。她现在是索拉纳？罗哈斯，这就是她现在的焦点所在。她一直用这个新的身份把自己包裹起来，就像用一件斗篷把自己包裹起来一样，觉得变成了这个人自己就很安全，就得到了保护。
原来那个索拉纳——就是她借身份的那个人——跟她在养老院的康复部一起工作过几个月。真正的索拉纳——她现在认为是“对方”——是个有执照的职业护士。她以前学的也是准备拿执照的职业护士。她们之间唯一的区别是：“对方”持有执照，而她课程还没上完就不得不辍学了。这是她父亲的错。他死了，没有人当她的继父供她上学。葬礼过后，她母亲要她放弃学业找份工作，这就是她曾经做过的事情。她首先找了份打扫房子的活，后来做了助理护士，假装自己是个真正的有执照的职业护士。如果她在城市学院把课程学完了的话，她是有可能成为持照职业护士的。“对方”做的所有事情她都知道怎么做，但由于她没有相应的证书，所以工资没有“对方”高。你觉得这公平吗？
她选择索拉纳？罗哈斯的方法跟选择其他人的方法一模一样。她们相差十二岁，“对方”六十四岁，她五十二岁。她们长得并不像，但在一般人眼里，她们长得已经很像了。她和“对方”的身高、体重大致相当，虽然她知道体重一点也不重要。女人的体重总是在变的，所以如果有人注意到了这种差异，那也很容易解释。头发的颜色是另外一个无关紧要的特征。头发可以是任何颜色，可以深，可以浅，什么样的颜色都可以在杂货店的盒子里找到。在前几次中，她的头发从深色变成了金色，又从金色变成了红色，每次都与她本来的灰发形成鲜明的对比，她三十岁以后头发就变成灰色了。
过去一年来，她一点一点地把头发染黑，直到跟“对方”差不多。有一次，养老院刚来的一个雇员把她们当成了两姊妹，这让她兴奋不已。“对方”是个美籍西班牙人，而她不是。如果她愿意的话，这一点是可以忽略的。她的祖先属于地中海民族，是意大利血统、希腊血统，外加一点土耳其血统的混合体——橄榄色的皮肤，黑色的头发，又大又黑的眼睛。当她置身于盎格鲁人中时，如果她不出声只做事，人们很可能会以为她不太会说英语。这就意味着许多谈话是当着她的面进行的，好像她一个字都听不懂。实际上，她不会说的却是西班牙语。
上个星期二，她准备盗取“对方”身份的工作突然发生了转机。星期一那天，“对方”告诉护士们她两周后离职。她报读的课程班很快就要开始了，她想在专心致志地投入学习之前稍稍休息一下。这是个信号，是她将自己的计划付诸实施的时候了。由于驾驶证对她的计划非常关键，所以她要拿到“对方”的钱包。几乎在想到这一点的同时，机会就来了。这是生活对她的偏爱，为了她自身的提高，为了帮她发迹，一个接一个的机会呈现在她面前。在她以前的生活中，从来没有这么多有利条件，即使有，也是她自己千辛万苦创造出来的。
“对方”看完医生回来时，她正在护士休息室。“对方”去看医生是事先约好的。前一段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