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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身体悬挂在树枝的中段，幸好这树林托住了她的身体，否则，身体就会落在深不可测的无底深渊之下。牧羊人已经和另外的男人托起了她的身体上的崖顶。因为跳崖，她已经昏迷，在她看来，在她那颗绝望的心灵看来，她已经死了，已经落入了崖顶，然而，她的呼吸起伏着，这不过是昏迷而已，她将醒来。
牧羊人拯救了方雅琳的身体，而他的羊群却四散而去，不过，牧羊人只打了几声呼哨，那些羊群就陆续地回来了。我们带着方雅琳回到了干校，几个小时以后，方雅琳醒来了。她又回到了现实之中，她的身体正面临着惊悸和绝望之后的一种恢复期。时间会帮助她忘记那座崖顶，也忘记那次身体的坠落之迷。
有一天，我和伙伴们来到了崖顶，我们都伸出舌头，谁都不敢往下看，因为谁都不敢让身体由此坠入深渊。也许从那刻开始，我就体会到了生命对死亡的这种抗拒，而当一个人往下跳去时，确实需要勇气。绝望可能带来死的勇气，方雅琳想纵深一跳，结束身体的苦难，而树枝托起了她，她想死而不死的现实，使我们伫立在崖顶，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伙伴，那时候都收怀着生的幻想。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那时候都凝固着这样的记忆，并将这记忆像录像带一样重放着：一个女人的身体挂在树枝上，像乌云一样挂在空中。
从那一刻开始，我们的身体开始像树枝一样生长着。我们爱我们的身体，因为在生与死的界限之中，我们看到了从树枝上的身体重新回到地上的那个女人，她又进了猪棚，同妇女们经历着时光的更大的摧残，而这种摧残却充满了期待。
1972年 母亲分娩时的r身
1972年8月底一个秋日即近的时刻，我记得夏日是这样结束的：在我抵达另一个拂晓时，窗外正扬着细雨，母亲说秋日到了，要增加衣服了。果然，我感觉到了从细雨中到达我身体的凉意。母亲站在衣柜前，那是我们惟一的小衣柜，也是母亲婚姻的证明，她挺立着腹部，那腹部已经从山坡转变成山丘，甚至像我见到过的横断山脉中最为起伏的丘陵。我刚穿上母亲递给我的秋衣，我就感觉到母亲的手，那双手曾经培植过白色的蚕蛹的世界，那双手曾经摘过无以计数的桑叶，母亲是县农业局的农艺师，长期工作在这座小镇上，这使得我们从出生以后，就可以接触到边远的角落上闪烁的色彩。
比如，把夏日结束并悄然送走的一场细雨，今天抵达了我的窗口，同时也抵达了我的身体中尖。推开窗户，我可以仔细地感觉到细雨已经溅湿了瓦砾，那是青灰色的瓦砾，而上面却长出了夏日生活中最疯狂的草棵，然而，随着秋雨的降临，那些草棵开始萎缩了。而旁边站着的则是我母亲，她已经发出了一阵阵的呻吟声，她的双手剧烈地舞动着，她急切地说：“快去，快去院子里叫你父亲。”我母亲急促地呼吸使我感到恐惧，我穿巡了整座庭院，然后才发现父亲正站在水井边缘，给一棵苹果树修枝。那是一棵已经进入秋雨中的苹果树，它仿佛生病了，父亲正在给它治病。
父亲是三天前从省城回家的，也许他已预测好了母亲分娩的时间。父亲是一个很负责任的男人，无论他有多么的忙碌，当母子每一次分娩时，他总是会提前回到母亲的身边。父亲扔下了那把剪刀，急促地从庭院奔向母亲身边时，我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当父亲搀扶着母亲奔往镇医院时，我像小鸟一样虚弱地扑腾着翅膀，跟在他身后，母亲的身体很特殊，由于羊水太多，镇医院让父亲将母亲送到县医院去分娩。我搀扶着母亲站在路边。父亲则站在通往县城的公路一侧，那是一个翘首等待的时刻：我们欠起身体急切地希望尽快地拦住一辆货车，因为只有货车才可以能通往县城。那时期根本就没有通往县城的客车。也就是说，我们把惟一的希望寄托在货运车上。终于来了一辆绿色的大货车，父亲站在公路的中央，手臂交叉地挥动着地姿态很像现在的城市交通警察。
货车停下来了，从小镇到县城的路需要一个半小时，在这不长不短的距离里，母亲正在与她的分娩期搏斗着。母亲倚依在父亲的肩头，她正在忍受着一场分娩前夕的阵痛。秋意虽然寒冷，母亲的脸上却涌满了与阵痛搏斗的汗水。我作为几姐妹中惟一跟随着的使者陪着父亲一起到县城分娩，那时候，我似乎肩负着一种责任，我要陪同母亲顺利地分娩，而我的心脏却一直在跳动着，不亚于母亲与阵痛搏斗时的状态。在货车的车轮转动中，我们顺利地到达了县医院的妇产科，母亲很快就被送往分娩室。那时候，我和父亲可以站在分娩室中陪同母亲分娩，这是一种最为人性的方式，由此，我头一次感受到了一个女人的身体与疼痛斗争的全部过程。
母亲叉开双腿，我敏感的心灵，我起伏的心灵，我探测式的心灵，我动荡不安的心灵，我惊悸的心灵与我的身体彼此呼应着，当一阵撕裂式的尖叫声穿越我的耳膜时，我看到了令人眩晕的红色汹涌而出，一声啼哭突如其来。就这样，我的又一个小妹妹降临到了这个世界上。而我的母亲终于结束了一场战争和一场搏斗，她的r身此刻是如此地平静，当她被推出手术室时，我则抱着那只小小的襁褓。
这是我观察到到并参与到的故事。母亲分娩时的身体像是撕开了一种神秘事物的外衣，那就是胎衣，那撕裂声使我理解了妇女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份：那就是用疼痛来实现自己身体的理想。我忘不了货车载着我们奔赴县城的焦灼，日后我写下了长篇小说《县城》，我注定要写这本书，我们奔赴在横断山脉的一条小路上，在那种时间的状态之中，一切真理都是为了揭开母亲生命中的秘密。一切目标都是为了在阵痛之后解放母亲的r体。
1974年 留下鞭子印的身体
尼采说过男人是带着鞭子去见女人的。1974年，我还没有读过尼采的任何一本书，所以，我并不认识尼采。在我所生活的小镇上，那一年所有的轶闻轶事都似乎围绕着这个已婚的妇女展开。这是一个遍体伤痕的女人，即使他没有脱掉任何一件外衣，我们都能够感受到她的那些伤痕，因为她经常从黄昏和午夜之窗口逃逸而出，当她逃逸到镇公所的那个黄昏时，镇里的工作人员已经下班了。我是第一个看见她的人，之前，我并不知道她的故事，她站在镇公所的门口，环顾着四周，她在颤栗，虽然是夏日，我能感觉到她的骨头在微颤着，我告诉她说已经下班了，明天再来吧。她微微地扬胳膊并不想露出她手臂上的伤痕，然而，我却看见了一道道红色的伤痕，仿佛一片花瓣挂在她的手臂上。
她苦笑着说她不能回家了，因为站在镇公所的门口就没有人敢打她。从此以后，她经常站在镇公所的门口度过了那些属于她的无限的苍凉的黄昏。渐渐地，我听说了有关她的故事，她从外乡嫁到小镇，起初跟丈夫很恩爱，后来，她丈夫发现她过去跟另一个男人的故事，从此以后，他们恩爱的故事也就结束了。她丈夫扬起了一根马尾往她身上抽去时，她并没有抵抗，她只是退缩着，从里屋退到外屋，再从外屋退到院子，再从院子退到小胡同，从小胡同又退到小街上。她满以为，这是惟一的一次，以后他丈夫就会放下毛尾巴的，然而，她丈夫却一次又一次地纠缠着她的历史不松手，每次抽打她以后，丈夫就会消失一段时间，然后回家。
镇公所的一位干部开始解决她家庭纠纷时，她只露出了胳膊上的几条伤痕，其余的伤痕已经被她用衣服遮住了，当镇公所的干部问她丈夫为什么要用马尾巴抽打她的身体时，她丈夫平谈地说：“我不知道，总之，在那种时候，我就是想扬起马尾巴……”直到后来，我才感知到尼采哲学范畴中出现的那根鞭子；直到后来，我才知道了那个女人的丈夫之所以一次又一次地扬起鞭子，是在抽打这个女人的历史。
然而，他并不知道一个人的历史是不可能从这个人的历史中分割出去的，它就是存在着，这样疯狂抽打，终于迫使这个女人出走了。
她在奔跑中朝前奔去，她男人依然在追赶，那个下午，小镇上三分之二的人看见了男人手抓住那根马尾巴，那是一根红色的马尾巴，那是一根扬起在空中的鞭子。
然而，在鞭子下，女人却跑得很快，她这时似乎变成了兔子，不顾丈夫的鞭子，不顾别人的在场。忘情的奔跑姿态孕育着一种命运：她要越过她丈夫的鞭子之声去寻找新生活。在这样的情况下，她丈夫似乎疲倦了，或者已经被愤怒笼罩住了。他手中的马尾巴，那根尼采所说的鞭子终于垂落下去，他不再追赶了。
几个月以后，那个女人回来了，呈上了一份离婚证书。她穿着花布衣服，那衣服很新，很艳丽－－似乎可以把她身体中的伤痕遮住。她不再跑了，当她出现在男人面前时，男人妥协了，陪她到镇公所前来离婚。
在离婚现场，我看到这样的场景：因为这个女人不得不再面对工作人员露出伤痕，所以，她手臂上的伤疤，她脚踝上的伤疤便l露出来。以此理由，足可以让她们的婚解体。1974年，我们家就住在镇公所，所以，我看到了一男一女的婚姻生活被鞭子所抽痛之后瓦解的场景。女人走得很快，她终于得到了一本离婚证书；男人走得很慢，他终于丧失了婚姻。尼采所言说的那根男人的鞭子会不会从那个男人生活中流失呢？
在小镇上，我再也没有看到过那个女人，而那个男人在不久之后重婚。不过，我再也没有听说这个男人用马尾巴抽打女人的故事。那根马尾巴大概已经发霉了，已经从男人生活中消失了。后来，在这个男人女人的脸上，出现了一道伤痕，人们众说纷纭地猜测，生活依然进行下去。
1974年，这个故事的中的女人，那个争取到自由的女人在又一座小镇出现时，我看到她坐在一辆马车上，一个男人赶着马车，她笑着，那些伤疤很有可能已经从她的身体脱落了，因人一个人的疼痛历史可以变得短暂，也可以被人遗忘。
1981年 少女红的身体
少女红藏在我书房之中已经半个多月了。1981年，我的书屋既是书屋又是单人宿舍。当时，少女红在一所森林的林区做管理员，我认识她的时候是在林区，那时候我们穿越着林区的夏天，在长满了野生蘑菇的林间地带上，少女红出现了，她带着我们穿越了她所管辖的林区，从此我们成了好朋友，她约我到来年春天时去林区。然而，第二年降临时，我并没有付诸诺言，我给少女红写了封信，让她到县城来住几天。一个多月过去了，也就是现在的现在，少女红已经住在我的书屋之中。
半个多月过去了，少女红始终足不出户，即使我想带她到城里转转，她好像也没有兴趣，总之，少女红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与我在林区见到的女孩迥然不同。她的脸上渐渐地升起了一种愁云。有一天，我想带少女红到乡公所的浴室去洗澡，她同意了，就在我们进入浴房时，她却怎么也不脱衣服，我让她快一些，洗澡是有时间限度的，看上去，她很渴望洗澡，在我的催促之下，也就开始脱衣服。然而，她始终背着我脱衣服。我感觉到她的肩膀在抽搐，她始终没有站到水龙头下面去，我唤了她一声，她突然问我澡房有没有穿衣镜子。我问她干什么，她不吭声，我觉得她有些反常，便走到她身边，她说：“我不洗澡了。”“为什么？”我问她。她突然充满勇气地告诉我一个秘密：她怀孕了。她一说出这个秘密就不顾我的目光审视站在水龙头下面洗澡去了。
我确实在审视着她，去年我见到她的时候，她如此地快乐，就像林中女妖一样挥舞着手臂，带领着我们穿越着密林，那时候她的身体轻盈地地扑前扑后，她怎么会与怀孕联系在一起呢？她有没有弄错呀，她依然站在水龙头下，背对着我，水雾交织在她纤细的少女身体上，看来，她独自一个人已经无法承担这个身体的秘密了。所以，她不得不出售这个秘密，当她转过身来时，我在她脸上看到的也许是水蒸气，也许是眼泪。总之，她身体的秘密仿佛使她成熟了许多，她啜泣着说：“我没有办法隐藏我的身体，我只好来找你，然而，我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我的身体中生长着，我不知道，如果你厌烦我，我可以躲到乡下去的，我乡下有外婆，只是她眼睛已经无法看清东西了，所以，我想她也看不清楚我的身体……”听她的故事之前，我已经历了许多事情，我知道少女红的这种幼稚并不能帮助她解决身体中的烦忧，然而，我不知道她到底跟谁怀上孩子？
我一说出这个问题，她就很敏感，她说不会回答我这个问题的。我坚决地对她说，如果你不道出真相，我就无法帮助你。1981年的春天，我不过是一个19岁的女孩，比少女红大一岁，然而，面对这种局面，我却想帮助她，我对她说你必须面对真实，你为什么怀上了孩子，红哭泣了。她闪烁着泪花说那个午后，她的男友突然来到林区，那正是杜鹃花和山茶花盛开的时候，她和男友穿行在花丛中，她男友在另外一个林区，同她一样做管理员，他们相隔的距离很远，于是，在这难得的见面之中，她和男友青春的身体发生了性关系。我问她为什么不去找男友，商量办法。她啜泣着垂下头来说：“男友已经调到更远的山区去了，出这样的事情，男友会害怕的。因为我男友说过，近些年他还不想结婚。”这就是她隐藏的一个青春的理由。
我对她说，你可以做人流，那样比你隐藏在我这里或者外婆家简单得多。她好像感受到了希望，她颤栗着纤小的肩膀说着咒语似的语言：“我今后决不会让任何男人碰我的身体了，我一辈子也不会让男人碰我身体了。”她哭了，那是一种身体遭遇到摧残的哭泣。她哭得很伤感，她哭的时候，仿佛想尽快地改变她身体的命运。
在她庄严的选择之下，我带她来到了医院，一个多小时以后，她走出人流室，1981年还没有无痛人流，那时候，一切器械都会带来剥离感，这一点我守候在人流室外时已经感知到了，隔着几道门，我依然能够倾听到红的身体正在那些器械下挣扎、呻吟，她的身体在撕裂中获得了疼痛的记忆。几天以后，红乘车回林区去了，多少年以后，红嫁给的男人并不是当年与她发生性关系的男人。我想起了篡改权，想起在人生中一次又一次我们篡改历史的那种人生权利。
1982年 明媚的、y郁的婚姻
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都是我度过青春期的时光，也是我的生活与青春相系的时刻。当女友丁丽丽递给我她红色的结婚请柬时，在电影院门口，我们看了最后一场电影散场的时刻，丁丽丽一直是我看电影的伙伴。在这期间，她秘密地谈恋爱，直到她抛出请柬，我才感觉到丁丽丽美妙的青春期是多么地迷人。然而，她的男友到底是何人，一直是谜，在这个谜中，有人告诉我说，丁丽丽的男友不在本县生活，他在大理，是一个跑推销的男人，所以，丁丽丽认识了他。这么说，丁丽丽就要从县城嫁到大理去，大理城是如何地神秘，仿佛是神仙住的城市，而丁丽丽也骄傲地告诉我说她之所以嫁难那个男人，就是想到大理去生活。
在电影院外告别之后，我们就没有机会再看电影了，丁丽丽正在忙着准备婚期的工作，当我出现在丁丽丽面前时，她的眼睛闪烁着比任何时候都明亮的光泽，那种青春期赋予她的自然光泽以及婚期笼罩她的期待，使丁丽丽显得很明媚。而当婚期终于降临时，却是一个y郁的雨天，作为丁丽丽的女友，我将做伴娘，送她到大理去。
当一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货车被装饰成婚车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用手碰了碰货车上那些塑料花，那些假的塑料花显得无比地艳俗。然而，那个时代，我们似乎都生活在艳俗之中。没有人可以站出来，抵抗这种习俗，我坐在新娘丁丽丽的身边，她就要嫁到大理去了，她就要梦想成真了。那时候，不知有多少县城的女孩子羡慕丁丽丽的婚嫁，不知道有多少女孩子仿效了丁丽丽的生活。
新郎突然出现在一道道y郁的光线之中，他靠近丁丽丽，我感觉到了来自新郎的粗俗，他的年龄就像我在森林中看见的一棵已经充满伤痕的树，他的脸上确实有一道很不舒服的伤痕，丁丽丽在无人时说出了一句让我震惊的话：“我并不爱他，然而，我只是想利用他让我去大理生活。我们看了那么多的电影，电影教会了我们去改变命运和实现理想，你都看到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我拉住了丁丽丽，似乎想把她拉回到一个无限明媚的时刻，拉回到一面镜子前，让她看清楚她的自我，然而，已经来及了。
缀满了塑料花的婚车出动了。我坐在丁丽丽的身边，我要作为伴娘，一直送她到大理。然而，在越来越y郁的时刻，我却感受不到婚礼的欢笑，也感受不到婚车正沿着明媚的幸福之路上奔驰而去。相反，我感受到的是一种悲哀。
丁丽丽胸前嵌着一朵艳红塑料花，她不时地低头看一眼花朵，然后又仰起头来，她似乎没有什么忧愁，她的身体所付出的代价并没有给她留下y郁的颤栗。她直奔目标，似乎什么也无法阻止她。两年之后，我在大理遇上了丁丽丽，她已经离婚，事实上她在结婚半年后就已经离婚了，她说这正是她的目标，看电影让她学会了设计自己的命运。她在大理开了一家裁缝店，她正在上时装学校，学习设计，一边帮助人缝衣服，因为她的父母都是县城的老裁缝，所以，她继承了她们的一些技艺。
当我看到她站在裁缝店门口时，她的身心显得很明媚，她几乎变成了另一个人。一个人不在乎自己的身体并用身体付出代价，尔后推翻了这种代价，丁丽丽就是这样的人。这时候，丁丽丽的嗓音、神态都已经变化了，她变成了一个她目标中的女人，一个英俊的男人骑着摩托车来到她的门口，丁丽丽诡秘地对我一笑说：“他是我现在的男友。”从昨天到现在，丁丽丽经历了婚车，正是那辆缀满塑料花的艳俗的婚车把丁丽丽带到了大理。
一个女孩朝着艳俗的婚车朝前奔赴时，她可以放弃身体的欢快节奏；她可以隐藏住自己的明媚的幻想；她可以背叛身体的准则……这样一个女孩子的身体中会留下烙印吗？然而，透过她为自己设计好的时装，我简直看不到这种烙印，她把两腿置放在那辆摩托车上，跟着那个男人走了，如同当初跨上婚车。我所曾经感受到的y郁也许她并没有感受到，因为她有她的诡秘，她有她的理想，她拥有她人生中所选择的权利。所以，她无所谓生活的变化，她既可以利用身体也可以为自己的身体寻找幸福。
1985年 春天的头发
春天，正当我们忙于穿裙子时，女友阿英的头发却开始脱落，那些弯曲的发丝脱落在走道上，她的单身宿舍；脱落在公共沐浴室和电影院里。起初，似乎只有我感觉到她头发的脱落，后来周围的人也感觉到了，但我们并不戒备在这悄无声息的脱离发丝之中一种隐患的降临。
阿英有一头波浪的长发，起初我以为我是烫出来的，后来才知道阿英的波浪生来就是这样的。我第一次看见她的时候是在三年前，阿英从一座小镇调到县城，她是我见过的气质最为浪漫的女孩，有着洁白的牙齿和波浪似的长发。所以，谁都无法想象，这些披在她肩上的从她头皮上长出来的长发会一根根垂落。
而且，头发上脱落简直没有声音，即使树叶也会在秋日的凋零中发出沙沙声，而当那柔软的丝质般的头发脱落时，我们也许在看电影，我们也许在谈恋爱，我们也许在打哈欠，我们也许在参加婚礼，我们也许在穿高跟鞋……总之，只有到了头发落在肩膀上以后，我们才会在刹那间发现，地上、房间、肩膀上竟然被黑色的丝线缭绕着，像蜘蛛环绕，仔细一看，那是阿英的头发。她梳着头宽慰我们说，头发是要掉的，一个人每天好像要落下五十根头发，因为头发也在长，就像树叶，只有凋零才能长出新枝绿叶。对此，我们觉得有了安慰，似乎在一刹那间，那些抖落在地上的头发，暗示着一种发芽的现象。
然而，阿英的长发却以迅猛的速度在落下来，我终于发现她头发开始了稀蔬，在那稀蔬处，意然没有新生出来的，像绿林幼芽似的头发，阿英在空隙的时候不断地梳头，这是别人告诉她的奥秘，不断地梳理头发，尤如不断地给树浇水松土，以此就会长出新发来。然而，那希望是多么地渺茫啊，而且不仅如此，我竟然发现了阿英的牙齿也开始稀疏，原来整齐的一排牙齿说起话来的清脆悦耳，而此刻，随同头发稀疏，阿英的声音在变调。1985年春天之后，一个夏日近这个时刻，阿英突然在一个夜晚开始发起高烧来，我是她的邻居，离她最近，当她用手指尖敲击着我的门时，我似乎感觉到了什么，我扑门而出，剧烈的高烧已经把她的脸烧得一片通红，我和另一个女友当即背着下了楼。
我们将送阿英到县医院中去，在漆黑的小路上，我不断地感觉到阿英的头发在飘落，。好像我的面颊，我的脖颈，我的手臂都已经感到了那些飘落而下的头发丝，它似乎缭绕着我。我们终于到了县医院，从进大门的那一刻，我并没有感觉到阿英将在医院度过她余后的时光，我仅仅感觉到的不过是一场高烧而已，即使是头发脱落也只不过是头发的问题而已。
然而，阿英却躺在病室，持续地发着高烧，她的家人男友都围绕着她，我不时地到医院探望她，当医生把确诊的病症告诉我时，我吃了一惊，阿英竟然患上了不治之症：红斑狼疮症。我倒吸了一口凉气，医生说阿英的早期症状是脱发，牙齿突然变稀疏。这已经潜伏着病症了，然后是持续地发高烧，家人隐瞒了病情，大家都怀着美好的愿望，企图让阿英获得一种期待，阿英不断地梳着头发，当我陪她在花园中散步时，她也不断地梳头：在阿英的世界里，那些已经不在属于她的头发，永远也是一些落英而已。她期待新的幼芽会从头皮和身体中长出来，似乎我已经习惯陪同阿英等待这种幼芽，似乎我已经相信了这种魔法有一天会出现。
阿英从高烧进入昏迷期时，她就不可能再说话了。我坐在病室之中看着她，她已经开始秃头，看着她枕边红色的木梳和镜子，医生已经宣布了她的危机，那些病毒已经入侵她的血y，所以，她的身体全部紊乱了。而当木梳从枕边滑落而下时，阿英的生命已经停止了摇曳。
我们所期待的魔法并没有出现。那些再也无法从头顶上生长出来的头发已经飘落在我们不知道的尘埃之中去了。阿英的身体幻想似乎只是一根根头发，因为那些随风飘逝的波浪的长发给阿英带来了浪漫的生活。因而，我们把红色的木梳埋在了墓地里。
1987年 我父亲的身体
当父亲的身体突然停止晨跑的夏天，父亲开始不断地吞咽着一些黑色的药丸，并不断地往医院跑，在之前，我父亲的生活中从未出现过药瓶，他不需要药瓶，就像母亲不需要晨跑一样。当每一次出差，母亲悄悄地把药瓶塞进父亲的包里时，父亲又会悄然地把它归回到母亲放药瓶之的屉中，在这个抽屉里，就连我自己也认识了许多药。一直以来，我的父亲远离着家庭和药箱，因为父亲是一个业余长跑运动员，是一个从未患过伤风感冒的人，是一个从来跟药品没有多少关系的男人。
在这样一个时刻，我看见父亲咀嚼着药丸时，当然已经感觉到了异常。生命是什么，它依据什么存在着，当然是气息，环绕着我们存在的气息，无所不在，而当我嗅到父亲气息中的药丸味时，母亲又在药箱中搜寻着药瓶，她不时地在替换之中把一只只药瓶给父亲。父亲已经不拒绝药瓶了，而且在他住的房间里竟然陈列起了一只只药瓶。然而，仅有药瓶是不够的，当父亲被确症为癌症时，我们隐瞒了这个突如其来的真实的恶梦。同时我们让父亲住进了医院，父亲强打起精神，我知道，如果不是药瓶中大量的药粒维系着父亲的身体，他早就已经站不起来了。在那样一个时刻，父亲就像孩子一样亲近起了那只只透明的、棕色的药瓶，并把它们视为生命的魔剂，当我坐在父亲床头时，父亲不时地吞咽着那些药片。一个人只有躺在病床上时，才可能正视自己身体的疾患，在药瓶的笼罩之下，父亲像是触摸到了y影，他总是愿意让我陪他到楼下花园小径上走一走，而且他总是期待着阳光把那条y郁的小径照耀。
他渴望着晨跑，他给我讲述在他每天晨跑时，他身体中荡漾出的喜悦，那些喜悦使父亲拒绝着生命之外的药瓶，当一个的身体不需要药瓶相伴时，那时候，任何东西都无法击败这个人；而当一个人被药瓶所环绕时，一个人所滋生的幻念就像是在伸出手抓住河边的一根纤弱的苇杆而已。
我就是在这样的时刻，感受到父亲生命中的那根苇杆的。父亲的身体开始变得清瘦，他的目光仁慈地抑制癌症给他带来的疼痛，我在病房守候他时，可以感觉到他的身体在病床上辗转反侧，犹如波浪中辗转着风浪的远舰。
身体的萎缩是父亲的疾病进入最后时刻的症状，历史中的父亲消失了，严重的肝癌带来的疼痛使他昏迷过去，我不时地倾听着他虚弱的心脏在跳动。身体啊，我们的身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它可以势如破竹地把父亲的身体彻底地击败。父亲始终没有从昏迷之中醒来。1987年8月17日，我触到了一个魔法，它就是让父亲回到尘埃深处去。在那尘埃里，我感觉到了辽阔，我们的生命始终都在回到尘埃深处去，这是我们生命尽头的一个最大的魔法。
在父亲往昔晨跑的马路上，我又开始晨跑着，我似乎用这种方式感受着我父亲的身体：他在这些晨雾中奔跑时，他的身体像雾一样升起，像泉水一样叮咚着，而当他消失之后，他的身体也变成了故事。
而那只药箱，与我们的身体却有着千丝万缕般的联系，当我们成人以后，我们远离母亲到外地生活以后，我拥有了自己的药箱，当身体异常时，我会直接奔向药箱，它纤巧，它在增大，它在跟随我起伏的身体，哪怕是在旅途上，我也会从药箱中寻找到随身携带的药品。我害怕生病，有时候会害怕死亡，然而，每次在探访父亲的墓地时，我又会坦然地感觉到父亲已经进入了天堂，那是世界上最大的魔法世界。因为人只有在化为尘埃之后才会进入天堂。
人只有在生活过的地方才会回过头去，我在晨跑时看见过父亲的身本的故事，然后，幕布拉上、合拢之后，我回到生活当中，在有药瓶陈列的空间里，也有盛美酒的容器，我们的身体故事可以变成容器装进去。而身体在药粒中康复着，在晨跑道上，健康地奔跑，在那个最大的魔法没降临之前，就让我们的身体变成许多种灿烂的魔法，就像此刻，事隔多年，我在怀念父亲时，看见了一个明媚的冬日拂晓悬挂在窗前。
第六章 男人的故事
1969年 背我淌过河流的男人
1969年我7岁，而吴叔30岁，当我们居住在干校的房屋遭遇到洪水的突袭时，我们得迁移到山坡上去，洪水扑来时，妇女们带着孩子惊叫着，试图用惊叫之声唤来隔壁的男人们。刹那间，我看到了冲出房屋的男人们，他们全都扑向女人，一个叫吴叔的男人奔向我，弯下腰去让我趴在她背上，我乖巧地扑在他的背上。内心的恐惧骤然间消除了很多。那时我并不知道男人意味着什么，那时候，我紧贴着吴叔的背，他似乎感知到我的恐惧，便对我说：“别害怕，我们会到山坡上去的，我环顾四周，每一个男人都背起了一个孩子，他们淌着已经到腰部的水，有的男人还牵着妇女。我们一步一步地从急流中淌过去。
四十多分钟以后，我们终于抵达了一片山坡，吴叔把我放在山坡上，让我别动，转眼之间又向着山坡下跑去。我靠着一棵松树，我是头一批到达山坡上的人，而我的母亲，我的小哥哥依然在水里，我的嗓子干涩着，想呼喊。我又看见了吴叔，他此刻正在水里伸出手去，他把手伸给了一个女人，那个女人25岁左右，辫子环绕在肩上，我知道那个女人是干校诊所的医生，吴叔终于拉住了那个女人的手，我能感觉到他们手牵手的力量，那个女人朝着吴叔笑了一下，仿佛寻找到了彼岸。后来，我还看到了母亲和小哥哥，他们手牵手牵地淌着水，已经靠近山坡了。应该说在洪水退去之后，我很快就忘记了这件事情。
我的童年生活中有金沙江畔的卵石，有急流，有炎热和尘埃相伴。然而，我万万没有想到，吴叔的脊背还会再一次托起我的身体。那是一个午夜，我病了，发着高烧，母亲把我送到了干校的诊所，在那里我意外地见到了吴叔和诊所的那个女医生在一起，母亲仿佛知道他们的关系，母亲说对不起，打扰你们了，可孩子发高烧很重。女医生量了量我体温说已经快到40度了，很危险，而诊所长期以来根本就没有退烧针水，诊所的存在在很大的意义上来说只是徒有虚名而已，除了一些包扎伤口的药物之外，几乎没有更多的药物，因而女医生果断地说得尽快送往小镇医院，否则，我的生命将有危险。吴叔弯下腰说，他可以陪同女医生送我到镇医院去，让母亲回去，因为母亲第二天还要早早地喂猪。吴叔说他的工作不着急，吴叔和另一个叔叔放羊，可以把工作交给那位叔叔就行。
容不得母亲的犹豫，吴叔背起我，我已经不能决定我的身体的去向，那时候，我有可能生，也有可能死，总之，任何一种选择都可以让我一死也可能让我生。吴叔背着我，旁边是另一个女人，很久以后，母亲才告诉我，吴叔和诊所的医生谈恋爱，但因为两人都置身在干校，不可能选择婚期，而在那天晚上，当我在高烧之中偶尔睁开双眼时，我看到了夜空。金沙江边的夜空犹如橄榄色，呈淡绿色，而在这淡绿色之中，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正在急促地朝前扑去，在江边我们搭上了船，而对岸就是金沙小镇。就是让我获得生的地方。
当我的身体从吴叔的脊背上滑落下来时，我已经充满了记忆。这记忆让我头一次感受到了一个叫吴叔的男人。因为有了他的脊背，我在两次危险中寻找到了新生。两年以后，母亲带我在县城参加了吴叔的婚礼，那时候我才知道，吴叔在县畜牧局工作，我有些腼腆地置身在他们婚礼的世界之中。用宽广的脊背承载过我身体的吴叔，此刻脸上洋溢着喜悦，他的新娘的胸前戴着一朵大红花，而我却凝视着他的脊背，这有限的记忆将陪随着我去了解男人，而当我后来认识男人并与男人不断地交往时，我总是会浮现出我儿时的一幅图像：我两次趴在吴叔的背上，那时候，我就像在依倚着这背寻找着我战胜恐惧和死亡的秘密力量。而我趴 在吴叔的背上时，我就不知不觉地战胜了洪水带来给我的恐惧以及高烧焚毁我身体的陷阱。
我仰起头来，两年以后，我作为一个9岁的孩子参加吴叔的婚礼，在婚礼最为热闹的时候，吴叔发现了我，他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小时候在我背上紧紧地靠着我，我能够感觉到你的害怕和喘息……”不错，我就是在吴叔的脊背上战胜了生命中两次恐惧和危机的。
1972年“受难”或者“续缘”的男人
我们家的邻居是一个离婚的女人，她像所有在那个特殊时期离婚的女人一样，之前遭遇到命运的磨难，她是一个歌剧演员，从省城下放到小镇，然后镇里给了她一间小屋，她就在小镇上守办公室。那时候，每到清晨，她就已经坐在办公室里了，在那座古旧的木楼上，就是她的办公室，里面有一台电话，电话响起来时，她的职责就是记录一下电话。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她就过着这样一种单调的生活。我从未听见过她唱歌，她的沉默使她的面孔显得冷漠，除了跟母亲打招呼之外，她几乎不跟任何别人讲话。
突然间，在她门外的石阶上坐着一个人远方来的男人，男人戴着眼镜，30多岁，跟这个女人的年龄相似。在男人的脚下放着一只旅行包，母亲让我到办公室去叫罗姨，说她来客人了。我就咚咚咚地上了楼，我上楼梯时，能够感觉到那些楼梯已经下垂，已经开始腐烂。而罗姨就在楼上，守着那台电话。门开了，吴姨质疑的目光看了我一眼，我把母亲的话告诉了她，她愣了一下嘀咕道：他还是来了，他来干什么？
这是一个质疑的时代，犹如 吴姨发出的声音一样充满了疑惑。我站在门口，我好像是头一次感觉到吴姨的美丽源自她纤长的胳膊，她的胳膊垂直下来，仿佛想由此触摸到她此刻的质疑源自何处？她似乎害怕去面对楼下的男人，然而，她无处可逃，她必须下楼，随同她的脚步声在楼梯上响起来的那一刹那间，我同时也感觉到了那些质疑已经在发酵，就像母亲的咸菜在发酵一样。
我站在院子里跳绳子，也许我从那时候就对那个坐在门口台阶上吸香烟的男人充满了质疑，也许吴姨的质疑已经感染了我，传递到了我身上，我一边跳绳，一边偷偷地看那个男人。他已经站起来了，迎着从楼下出现的吴姨的目光而上，男人的脸上出现了一点点喜悦，吴姨已经来到了男人的面前，男人说：“我终于见到你了……”吴姨冷漠地说：“回去吧，回到你的生活中去吧……”男人打断吴姨的声音说：“我决定了要陪你一块受难。”吴姨的嘴唇颤栗着，不再说话，她打开了门，让男人进屋，门砰然一声关上了。
男人所说的那个受难的词汇，我记得很清楚，我回到了家，问母亲什么叫受难。母亲惊讶地抬起头来看着我说：“谁教会你这个词汇的？”我没回答，然而，这个词汇始终在我眼前晃动不息，晚上吴姨来了，她说她跟我睡几天，她来了客人，房间让客人住了。然而，我没有想到这样一住就是一个半月，那个男人究竟有什么权利占据着吴姨的房间，母亲说那个男人是吴姨年轻时的恋人，错过了与吴姨结婚，现在，吴姨又离婚了，所以又来续缘了。
“续缘”这个词汇与受难这个词汇一样陌生而新鲜，母亲说他们要结婚了，因为相隔原址太远，无法回老家去领结婚证，所以，他们想让母亲做证婚人。他们不想声张，因为任何声张都代表着言辞，由此会带来一系列的麻烦。所以，他们不想解释，只想同我们全家人一起吃一顿便饭就秘密地结婚。由此，我们全家便来到了吴姨的宿舍，那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