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离开原始社会，出现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形成了国家，出现了政权，政权就天然具有两面性，或者说有其独立的人格。既有维持剥削制度的一面，也有调和矛盾，抑制剥削烈度的一面。对于不同的阶级，这个独立人格或有强弱，剥削者觉得强，被剥削者或许会觉得弱，被剥削者觉得强，剥削者会觉得弱。当然，也有那种让两方面都觉得软弱不堪的废物政权，也有那种让两方面都惧怕的强势政权，不能一概而论。
不管怎么说，政权天然是具有既代表两方面的利益，同时又要抑制两方面利益的两面性，被两面同时讨厌，实属必然。个人与政权相互理解，就要讲忠恕之道了。
不管是剥削者，还是被剥削者，不管是哪个阶级，如果要强行抹杀政权的独立性，抹杀其独立人格，哪怕其强盛一时，都会被政权的暴力教作人。如果政权手中的暴力压抑不了这种行为，那么社会的暴力就会取代政权的暴力，还是要来教你好好做人。
徐平前世，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资产阶级挟工业之威，对内进行残酷的阶级剥削和压迫，对外则对其余的国家、民族进行惨烈的帝国主义压迫与剥削。他们驯服了政权的暴力工具，自以为从此天下无敌。最终在内部激起了以工人阶级主导的被剥削阶级的反抗斗争，在外则激起了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反抗斗争。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相互交织在一起，掀起了以资产阶级意志主导的帝国主义，和以被剥削阶级为主导的国际主义两股大潮。两股大潮缠在一起，最终把资产阶级驯服政权为自己压迫和剥削的工具的美梦砸碎。
最终的结果，是资产阶级把剥削披上了一层遮羞布，承认资本主义国家不是资产阶级进行阶级压迫的工具，开始讲调和。被剥削者经过了，丰年和灾年的粮食价格，不再是商业行为，而是带上了金融属性。只要商品带上了金融属性，就从单纯的互通有无的商业行为，变成了利息剥削的手段。对这种行为的限制，中国自古有之，即常平，这也正是王安石变法的重要内容。
在商业中囤积居奇炒作价格的办法，或者说投机倒把，为历朝所打击。事物都有两面性，商业通有无，商人从中赚取利润是合理的。超出商业行为，用金融手段来在商业中赚取利润，是被限制的。金融的正面性，在于向生产领域配置资源，而不在商业行为中。法家所谓的抑商，正是出于对此负面性的认识。而反对抑商的人，则是出于对商业通有无的正面认识，各置一端，不能够简单地认为他们谁对谁措。当朝理政者，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哪些商业行为是被鼓励的，哪些应该是限制的。以常平来平抑粮食价格的波动，是因为粮食是民生所本，其实大多数的商业行为，不可避免都会这种行为，都有劝和抑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