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疆域太多伸缩不定，六朝政区太多离析变迁。六朝疆域的中心是其首都，六朝绝大部分时间以建业、建康为首都。六朝之疆域范围，吴、陈两朝最小，晋末宋初最大。为了疆域的维持与国祚的延续，六朝在军事上，自北而南，自东徂西，或守河以保河淮之间，或守淮守汉守秦岭守大巴守米仓，以保河淮之间、江汉之间及汉中、巴蜀，或守江以保江南根本。六朝为了治理疆域而建置的政区，因受具体背景与特殊国情的，表现出几个主要特点，如政区层次增多，政区制度过分不整齐划一，政区建置混乱以至过滥，地方政权多实行双轨制等等，这又引发出了诸多弊端，如“外重内轻”从而导致割据与动乱，军政合治从而导致民刑诸政不修，机构重叠、官吏冗滥从而导致地方吏治败坏，其结果，便是隋朝灭陈后的重新规划政区建置与改革政区制度。
关键词：六朝，疆域，政区
所谓疆域，是指国家或政权实体的境界所能达到的范围，即实际占有的、控制的地域。国家的存亡，以疆域为最基本的前提；国家的盛衰，也以疆域的得失盈缩为先决条件。广大的疆域，可以孕育出一个强大的国家；反之，疆域狭小的国家，虽然可以在与文化的方面达到很高的水准，但因受空间的限制，而终难成为强国。[1]在战争时，疆域的大小也十分重要。疆域愈广，则抵抗外来侵略的回旋余地就愈多，此即惯常所称的以空间换取时间。
除非疆域特别狭小，任何一个国家或政权实体都要划分疆域、建置政区。政区即行政区，又称行政区域，是国家为进行分级管理而划分的区域。这些区域都设有相应的地方各级政府，以管辖该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事务。政区与地方政府两者相互依存，国家划分政区是为了设置相应的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的设置则是为了管理一定的政区，两者共同决定着国家政权的纵向结构体系。
据上，疆域与政区实为一个的两个方面。完全意义上的疆域，是设置了政区的地域，疆域变迁，政区随之而有增减；政区的置废，也往往代表了疆域的得失。
就六朝疆域与政区论，其难度可谓极大。六朝疆域太多伸缩不定，六朝政区太多离析变迁。即以政区而言，昔童书业先生撰《疆域沿革略》时感叹道：“当时（东晋至隋）南北地方制度同入混乱状态，实无法细加研究；即当时之沈约已不明其究竟，何况千余年后之我辈耶！”[2]以此之故，下面仅就六朝疆域之大致范围及其形势，六朝政区之建置概况及其制度特点，略作述论。[3]
一、六朝疆域的大致范围及其疆域形势
六朝疆域时有消长。这种时有消长，不仅表现在孙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个朝代之间，而且表现在各朝代的内部。兹先略述六朝首都、各朝代的稳定疆域及其重要变迁如下。
六朝首都：六朝疆域的政治中心无疑是其首都。六朝绝大部分时间以建业、建康（今江苏南京市）为首都[4]，而奠定这一格局的是孙吴。孙吴所以定都建业，究其原因，可能有下列诸端。其一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孙吴境内，长江下游最为富庶，其中尤以太湖地区及东土宁绍一带最为丰沃，建都建业，可以有效地控制其经济命脉，军国所需就近取给。其二为建业地理环境优越。建业山川形胜，气象雄伟，西、北有长江环绕，西有石头城为其捍御，南有秦淮河川为阻，东有钟山、北有幕府诸山环卫，进可以战，退足以守。其三为政治因素。建都于长江下游的当时扬州地区，比较符合孙吴土著大族的利益；而在扬州地区，以建业的地理位置最为优越。又自孙吴定都建业以后，东晋南朝相沿不改。
孙吴疆域：孙权继承父亲孙坚、兄长孙策的事业，割据江东。其开疆拓土，东抵东海，南及南海兼有交趾，北自江北与曹魏为界，西沿三峡及今湖南、贵州、云南、广西边界与蜀汉为邻；以今地论，包括浙江、上海、福建、江西、广东、湖南等省市的全部，湖北、安徽、江苏、广西、贵州等省区的一部及越南的中北部、四川的一隅。在三国之中，孙吴的疆域较曹魏小而较蜀汉大。
东晋疆域：东晋偏安江左，其间疆域广狭无常，极是复杂，洪亮吉《东晋疆域志·序》称：“其蹙境也，始于咸和，甚于宁康，再甚于隆安；其拓疆也，肇于永和，再振于太元，大启于义熙。其朝南暮北，旋有旋亡者，虽巧术不能算也。”大略而论，其较稳定的疆域范围，北抵淮南、江北，东及东海，南达南海兼有交趾。西土巴蜀、南中，当成汉衰亡以后，为东晋所取；后来又落入前秦苻坚之手，继为东晋叛乱的地方官谯纵割据，及东晋末年义熙中，重新收复。又义熙年间，东晋大将刘裕北伐，平南燕，灭后秦，于是东北有今山东半岛，西北有关中，北抵黄河，疆域范围之大，不仅居东晋之首，而且为东晋南朝270余年间所仅见，只是这一极盛疆域，维持的时间十分短暂，关中旋即丧失。
南朝疆域：南朝疆域也是很不稳定。当刘宋初年强盛时，北以秦岭、黄河（今黄河稍北）与北魏为界，西至四川大雪山，西南包有今云南，南以今越南横山与林邑接壤，东、东南抵海，这是南朝疆域最大的时期。后来河南、淮北逐渐为北魏所侵夺，刘宋疆域于是几乎回复到东晋原有的版图。齐朝疆域大致与宋后期相同，而北界时有变动，后来更内移到大巴山脉、淮河以南一线。又梁朝疆域起初与萧齐后期相仿佛，一度乘北魏衰乱而向北扩展，并几乎恢复到刘宋初期的疆域。及侯景乱后，长江以北沦陷于北齐，巴蜀地区沦陷于西魏，放弃云贵高原于当地土著民族，不久又失襄樊一带于西魏，失江陵一带于西魏的附庸国后梁。及继起的南朝最后一个朝代陈朝，其疆域遂西不得巴蜀云贵，北不得淮淝荆襄，以长江为界，成为南朝四代中疆域最小的王朝。又总体而论，南朝疆域大体“伸于宋，屈于齐，赢于梁，缩于陈”。[5]再从区域来看，南朝包括东晋时期，北方边境（如关中、河南、青齐、江汉、江淮）与西方边境（如汉中、巴蜀）的变迁最为频繁，而且总的趋势是越变越南，越变越东，越变越小；西南宁州地方因土族爨氏势力日强，东晋南朝的统治渐弱，到梁朝后期更是放弃了对于西南宁州的主权；又南疆交州的南端，因与林邑国接壤而疆界进退不定，海南岛则在梁陈时期收归了版图。
据上综述，可知在六朝中，大体吴、陈两朝疆域最小，约在一百万至一百三十万平方公里；晋末宋初疆域最大，约在二百六十万至二百九十万平方公里。如果纯粹以疆域广狭而言，用政治地标准衡量，疆域在一百万平方公里以上、五百万平方公里以下者，即为大型国，[6]则六朝的疆域仍是较大的，六朝也因之立国并得以抗衡强敌。
值得讨论的是，六朝立国并抗衡强敌的地理基础，除了其较大的疆域范围外，险固的地理形胜及相关的军事重镇更是至为关键。盖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使用戈矛甲盾作战，险固的地理形胜具有重要的意义；而我国地形地势为西北高、东南低，山脉水道又多东西横列，这就使得南北对立，一般总是北胜于南，六朝时期也是如此。六朝立国于南方，其东、南两面被大海封闭，缺乏回旋余地，又处低地，不便仰攻，故六朝对北方政权着重采取以守为主的防御战略，力求以舟师水战阻扼骑兵陆争，而其守国所恃者，则在于长江淮河及秦岭巴山。进之，控扼长川大山者，又在于重镇要地。六朝以经济、武备均弱于北方，故重视守城，特别是高筑墙、广积粮，以守住军事重镇；在重镇之间，则以众多的郡县军戍为要地，彼此间相互策应，以收到“城壁相望，其间远者才百余里，一城见攻，众城必救”[7]之效，从而构成为整体防线。
此六朝守国之整体防线，可分别为东、中、西部。其东部守国防线，为守河、守淮与守江。其中，吴、陈多守江，东晋至梁多守淮，晋末宋初刘裕守河。守河重镇有四，即洛阳（今河南洛阳市东北）、虎牢（今河南荥阳县西北汜水镇）、滑台（今河南滑县东旧滑县）、碻礉（今山东茌平县西南古黄河岸），号称河南四镇。无力守河便守淮。守淮有淮北、淮南、淮西三线；淮北之本在彭城（今江苏徐州市），淮南之本在寿阳（今安徽寿县），淮西之本在悬瓠（今河南汝南县）。守淮重镇又有淮西义阳（今河南信阳市），淮北谯郡（今安徽亳州市）、下邳（今江苏淮阴市西南古淮河与泗水交汇处）、涟口（今江苏涟水县）、朐山（今江苏连云港市西南锦屏山）、郁洲（今江苏连云港市东云台山，当为海岛）、峡石（今安徽凤台县西），淮南马头（今安徽怀远县南淮河南岸）、钟离（今安徽凤台县东北）、淮阴（今江苏淮阴县西南甘罗城）。又无力守淮便守江。守江重镇，江北者合肥（今安徽合肥市西）、历阳（今安徽和县）、广陵（今江苏扬州市西北蜀冈），江南者采石（今安徽马鞍山市采石矶）、京口（今江苏镇江市）、建康（今江苏南京市）。
六朝之守国，在中部有两道防线，即守汉与守江。守汉先守南阳（今河南南阳市），而重戍襄阳（今湖北襄樊市汉水南岸部分），江陵（今湖北江陵县）则为襄阳防线的后盾。又中部守汉重镇还有酂城（今湖北老河口市西北）、樊城（今湖北襄樊市汉水北岸部分）、石城（今湖北钟祥县）、下溠戍（今湖北枣阳市东南），守江重镇还有巴陵（今湖南岳阳市）、夏口（今湖北武汉市武昌）、武昌（今湖北鄂州市）、寻阳（今江西九江市西南）。
又六朝之守，在西部守秦岭、米仓、大巴等山以为屏障。秦岭北为关中，南为汉中，又米仓、大巴北为汉中，南为巴蜀。汉中重镇为南郑（今陕西汉中市），又成都（今四川成都市）为蜀地中心，巴郡（今四川重庆市）为巴地中心。
总上所述，则六朝守国，自北而南，自东徂西，一为守河，以保河淮之间；二为守淮守汉守秦岭守大巴守米仓，以保河淮之间、江汉之间及汉中、巴蜀；三为守江，以保江南根本。不过三条防线中，守河守江的时间其实都不长。比较而言，取均衡之势，处攻守之中，还是以守淮守汉守秦岭守大巴守米仓为常态。盖秦岭、淮河一线作为地理上的南北分界，北则骑兵称雄，南则水师占势，所以成为南北对峙时的中间推移地带，又是东西部的南北要冲。此线的得失，即关系到南北双方的存亡。以此之故，六朝300多年间，守此线为时最长，重镇最多，兵力也最强；此线的南北，战争最为剧烈，战事规模最大，疆域变迁也最频繁。
六朝虽东、中、西部各有防线与重镇，如果不能做到彼此连接，互相呼应，那么也难以固守。如此，守长江就必须控制江北，布兵于江淮之间与江汉之间，守住淮河、汉水，以为长江屏蔽。再者守长江，又必须同时守上中下三游，所谓“吴为天下之首，蜀为天下之尾，而荆楚为天下之中。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却仍然无从挽回亡国的危机，北方政权还是统一了南方，南方的自然地理形势并没能起到长久的或最终的作用，这应是人为的不臧。如西晋灭吴，孙皓自省：“不守者，非粮不足，非城不固，兵将背战耳！兵之背战，岂怨兵耶？孤之罪也！”[11]又隋之灭陈，“朝廷百官人各有心，四方万里民各有意，是以万里长江守之者无人，隋人取之如拾草芥。”[12]孙皓还曾借助千寻铁锁，企图阻挡晋师；陈叔宝则自信“王气在此，……彼何为者耶”[13]，奏伎、纵酒、赋诗不辍，几乎静待隋军的来临。地丑德齐抑或地齐德丑，本非一言可蔽，而守国所依靠者，也本在德而不尽在于险。山川空地形，历代兴亡事，这实在令人深思！